當今書法界對民間書法的借鑒和學習，無不與其現狀與困境有關。在當下以藝術視覺展示為主流的環境中，以書法假貼學為傳統，對之趨之若鶩，促使“二王”成為各種書法展覽的攬金寵兒。這固然顯示出國人對中國書法優良傳統的重視，但盲目跟風的現狀又導致書法家們陷於展覽套路而不能自拔，以至於形成千篇一律的“偽二王”流行書風。部分書法家開始探索一部被“書法正史”掩蓋了的民間書法，研究秦簡漢簡、瓦當甌銘、草紙遺書等，從中汲古突變，已蔚然成風。
美術方面也面臨著承古與創新的困境。除筆墨技法程式在優良美術傳統中很難再創新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何看待和處理民間美術與文人美術的關係。其實，民間美術是源，文人美術是流。但由於繪畫發展的後期，文人掌握了話語主導權，文人畫在上流社會得到廣泛傳播，逐漸形成了文人美術自五代以來一直佔據主流的局面。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認為，在唐、五代時期，中國審美意識沿著兩條線索發展：一是文人思想意識漸趨雌化和陰柔化，二是南方審美意識漸居主流。這主要是由於文人意識的崛起，輕技巧而重逸氣。繪畫似乎早已偏離了其本來的涂畫的特徵，而變成了觀念化的東西。由此一個大膽的推論，藝術史從來都是觀念史。在文人觀念的灌輸中，傳統藝術被附加了愈來愈多的文人意識，以至於廣博的民間藝術成了陰暗的另一部藝術史，被忽略、被漠視。近年來，藝術的本土化、地域化問題尤為凸顯。書法向民間書法的學習不失為當代美術可以參考的進路。對於美術而言，面臨的困境比書法更為嚴重——不單有傳統藝術圖式、筆墨難再創新的問題，還有東西方文化藝術互相學習中的衝突、反噬，更有傳統與現代的對立與彌合問題。
地區間的相互學習和融匯，逐漸銷蝕著各地美術的地域特色；而甘肅經濟的落後使這一地區的畫家存有文化自卑心理，於是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模倣、借鑒、吸收其他地區的藝術形式和因素，形成千人一面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具有藝術規模的地區提出地域畫派的概念，如黃土畫派、冰雪畫派、新徽派、漓江畫派、沙漠畫派、南昌畫派等。有的畫派是自身發展的結果，有些是藝術家觀念的聚合，有些是政府與領袖藝術家一拍即合的結果，還有的是政府文化宣傳的招牌。但無論怎樣，它們都是在一體化困境中尋求自身特色發展的趨勢和産物。古代的畫派，大多依賴於師徒技藝及藝術理念的傳承，一群畫家在卓越的領袖人物周圍聚攏起來，在相對閉塞的地域中隨著繼承中的不斷創新而豐富、輝煌著美術史。但後繼乏人的話，畫派也就衰落了。對於甘肅的敦煌畫派而言，怎樣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魏晉墓畫、敦煌藝術都是個大寶庫，是值得深入挖掘的。
敦煌藝術的形式要素
對敦煌藝術的學習，首先要清晰、透徹地掌握敦煌藝術的美學特徵。敦煌藝術中的形式要素是非常值得藝術家借鑒、學習的。這絕非簡單地寫生敦煌地理、臨摹敦煌壁畫這麼簡單，還需要藝術理論的指導。敦煌藝術是以宗教信仰為目的的民間藝術模式，絕大部分是民間藝術家創作的壁畫和雕塑。其藝術樣式為敦煌藝術發展中不同時代的流行圖式，體現了東西方文化藝術的交融，當然也暗合某些時代的藝術觀點及共識，如謝赫的“六法”論。敦煌藝術的美學特徵，整體來説是靜穆、華美的宗教氣質，用筆、設色無不以宗教信仰來考量，充滿了浪漫而絢麗的藝術色彩。不同時期的敦煌藝術有不同的表現特徵，如唐代的色彩華麗燦爛，喜用紅、黃、藍、綠等彩色，與唐代整體美學風格一致；而北魏喜用藍、綠、黑、赭，沉靜肅穆。總體來説，敦煌藝術的美學是悲劇的崇高，到處投射出宗教悲憫情懷下的人文終極關懷。
中國傳統繪畫中，由於自唐、宋以來文人藝術佔據很高的地位，對民間美術採取了漠視、輕視的態度，很自然地拉開了與民間美術的距離。禮失而求諸野。中國傳統繪畫的近代發展遭遇難以創新的困境，不得不求之於西方技法以及其他藝術形式。對敦煌藝術的借鑒、學習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事。張大千、常書鴻、董希文等藝術家均對其有過不同程度的借鑒。如張大千汲取敦煌壁畫宏大的藝術風格，創作通景巨幅作品；董希文將敦煌壁畫的裝飾圖案糅合到油畫《開國大典》中，地毯上的圖案刻意地借用了敦煌壁畫中藻井的裝飾圖案，而且在整幅畫的處理中應用了敦煌壁畫色彩語言體系，使之顯得富麗堂皇，頗具盛唐時代的風格。另外還有一些畫家在工筆畫中借鑒使用敦煌壁畫的顏料、線條等。比如甘肅畫家王宏恩嘗試以敦煌壁畫的圖式和造型語言來創作，人物造型中能夠看出樸拙的一面，但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在他的《長山子組畫》中，帶有敦煌壁畫圖解的味道，形象趨於符號化，以重疊並置的形構獲得解構的表達，而這種效果又是漫畫化的，含有詼諧的意味。墨西哥畫家弗裏達卡洛的作品，如《摩西》《宇宙，地球，我自己，聖迭戈和閱兵式愛擁抱》等，使人想起新疆克孜爾石窟第14窟窟頂的本生圖，兩者之間有一些相似的東西，如對生命、死亡、重生、信仰等的一系列表達。
敦煌藝術有一系列的藝術表現程式，如壁畫中大量的雲氣、蓮花、菩提樹、飛天、供養人、線條、色彩等具體而又抽象的符號以及不同時代的美學表現形式，需要有專門的藝術理論家對其進行梳理，使之成為便於學習和借鑒的圖式。比如對敦煌壁畫的色彩流變、人物造型流變、山石花木的表現嬗變等進行梳理、總結和分析，便於藝術家在自身感悟的基礎上進行有目的的選擇和有意識的化用。敦煌藝術博大精深，單純靠藝術家自身去感悟並外化為創新模式是比較困難的。簡單的臨摹和簡單的一形一色的套用最終會使藝術家失去深入研究的興趣，只能淺嘗輒止。如果具備理論指引，技巧的東西可以演變為豐富的表現形式、恢宏的氣勢和深厚的內涵。
敦煌藝術的精神特質
我們要學習敦煌藝術所含納的精神。何謂“敦煌藝術的精神”？有個彭德的博士生戲謬道，是要學習匠人精神？這是説敦煌藝術的民間美術的特性，誠然，敦煌藝術的精神包含了那些畫匠的精神，對所繪圖像的苛求和認真，以及對信仰的精神行傾注。但更多地是在中國古代官方的院體畫和文人圈子的文人畫之外的另一種藝術精神圖景，用時髦的詞語説就是，草根性。這種草根性的藝術更大程度上和大眾的信仰生活糾葛在一起，是一種底層生活的姿態。
還有人將敦煌藝術精神闡釋為包容精神、創新精神、超越精神。這主要是從敦煌藝術的內容上來理解的，我認為它們對敦煌藝術的宏觀把握不夠全面、精準。敦煌藝術所包含的最主要的是虛靜而務實的精神特質，即宗教精神、融匯精神、信仰精神。眾心煩亂而思靜，藝術創作尤其需要靜心。在宗教被驅逐而祛魅的當下，宗教精神很值得我們珍視，宗教情感應當引起藝術家的重新審視。此處所謂“宗教情感”主要指忘我、獻身、虔敬及信心。科技發展的今天，宗教信仰甚至被當作迷信、虛無主義，民眾普遍缺少一種精神信仰。宗教精神也不單限于佛教，應當是一個普適通融行的宗教精神，主要是獻身、虔敬及信心。也正是在這一宗教精神的基礎上，才得有無名畫家們無以復加的忘我描繪。還有融匯精神，敦煌藝術是東西方文化藝術不斷交流、融合的産物，也更是藝術本土化的一個過程。壁畫本身就包含了多種宗教的圖式，體現了一種融匯。這個精神就需要現在的藝術家來實踐本土化，搞出自己本土的特色，正所謂我有別人沒有。信仰精神，這是在藝術表達的深層面上，有著對宗教對象的執著追求，甚至固執。只是深入到人靈魂的東西。藝術創作所需要的精神信仰應該是對藝術的執著、對美好的堅定信念、對純凈靈魂的追求和嚮往。
藝術不只是為視覺而生的。一件作品如果沒有某種信仰做堅實的根基，那麼其語言必定是乾枯、乏味、蒼白無力的，是缺乏攝人心魄的力量的。直達心靈才應該是藝術的終極目的。敦煌藝術精神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應該也是這一點。
對敦煌地理意義的挖掘
董其昌的“南北宗”論依據南北不同地域劃分出兩種藝術風格。北派所表現的山水多蒼茫雄奇、崇高遼闊，在技術上有所側重，以至於李成時代的一些畫家嫌其技法複雜，從而轉學南派山水，似乎南派山水更符合文人情懷。對於地域性的表現是許多畫家比較糾結的問題，許多北方的畫家轉而畫那些空靈的南派山水，他們之前嘗試過如何表現本土的山水特色，但大多很不成功。究其原因，大多數畫家很難在師法自然中實現突破，也很難在師法古人中獲取筆墨技巧的支援。還有就是文人畫的強大傳統優勢，使之畫必求高古放逸。其實北方山水多崇高壯美之氣勢，要突破，暢氣而已。南方地理以韻聞，北方地理以氣盛。氣代表陽剛之美，韻代表陰柔之美。真正的氣必顯示韻，成功的韻必以氣為基礎。在氣之中還要加入自己的思想意識。看畫家丁方的風景油畫，很受感動。他的作品表現雅丹地貌特徵，但不是像旅遊畫派那樣描摹自然，而是把自己對西北的文化認知及宗教情感融入到作品裏面，所用技法也是為畫家的情感服務的。他做的肌理很厚重，將自然與人文、宗教信仰結合起來，所以他的風景看起來比較震撼、有氣勢，有崇高的美學特色。敦煌的雅丹地貌很突出，如敦煌雅丹地質公園所宣傳的：“敦煌的雅丹地貌的形成時間之久遠，地貌之奇特多樣，規模之大，藝術品位之高，堪稱世界僅有的大漠地質博物館。”但甘肅的藝術家很少有人發現這塊寶地，更少有畫家試圖去表現它。黃土高原溝壑縱橫，有許多畫家去描繪了，但所繪大多僅是風景而已，淪陷於地理圖錄的展現，缺乏深度，缺乏思想，缺乏能夠打動人的東西。
元、明、清以降，鮮見如唐、宋畫作的宏幅巨構和氣勢浩大之作，審美格調遷移，變雄渾為瀟灑，化剛勁為柔和，幾乎完全被南方語系化了，以至於李小山高呼“中國畫已經到了窮途末日的時候”，或許我們真的被追求逸筆草草、偽自娛的文人畫所誤了，形成了文人畫一種格局的大發展局面。現在許多畫家畫江南小情致，這固然沒錯；但沒有什麼突破，只有“草草”之筆，缺乏文人情趣。文人情懷需要深厚的學養來支撐，還需要廣泛的遊學來豐富。或許對敦煌藝術的系統借鑒不單關係到敦煌畫派的崛起，還是重塑崇高美學氣象的北方美術的突破點。
關於重塑北派美術，陳傳席在《提倡陽剛大氣的民族繪畫》中對明、清以來強化的“靜”“凈”最高藝術境界進行了批駁：“我並非不欣賞江南傳統畫風中的那種細秀小巧畫風。它抒情、瀟灑、輕鬆，給人溫柔的情感。但在溫柔鄉中也可能會削弱人的壯氣，泯滅人的雄心。”遺憾的是，陳傳席1994年就警示的“陰盛陽衰，已經抬頭，這不是一個好兆頭”至今時隔近二十年了，這種審美格局仍沒有多大改觀。那種崇高氣象，體現了陽剛之美。德國哲學家康得在《判斷力批判》中言：“崇高必定總是偉大的，而優美卻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純樸的，而優美則可以是著意打扮和裝飾的。”康得所講的這種外化于自然力量的崇高，是極其雄健的，與之相匹配的就是中國美學中的“大美”，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大美”。它體現出人們對渾融、超然、寬廣的天地精神的追求，如我們在觀賞范寬《溪山行旅圖》所産生的“高山仰止”的崇高感。在對敦煌藝術的學習中，我們有理由將藝術架構在“天地人神”的四合框架中，將觀察的目光瞥向超然之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