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2013年8月在上海國際書展期間見到了蘇立文先生，9月間他便辭世了。想不到那初次見面竟成了與他的永別。而我的好友黃曉、劉姍姍夫婦(與高居翰教授合著《不朽的林泉》)去年底美國訪學時在高居翰家中逗留月余。他們回國後不久，便傳來高居翰去世的噩耗。他們是國內最後見到他的年輕學者。這兩位好友相繼去世無疑是學術史的巨大損失。雖然筆者永無可能再聆聽他們的教誨，但從與他們的間接交流中，仍不免對兩位海外研究中國藝術史巨擘的生平和交往做一番側寫。
兩位學者各自代表的研究領域和時段，正好貫穿了中國古代到近現代的藝術發展史，也代表了西方這兩個研究方向的最高成就。遙想兩位老人身後所代表的時空，猜想他們之間的對話肯定是遙接古今，穿越時空的。大膽猜想，那裏一定有董其昌、石濤與張大千攜手暢遊黃山，而甘當青藤(即徐渭)門下走狗的白石老人也可以親自為雪個(即朱耷)、大滌子(即原濟)諸君磨墨理紙，即使“諸君不納，余于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那“恨不生前三百年”的遺願，也不用再提了。古今中外的藝術家和評論者在天堂裏繼續激辯、爭論、反諷，最終豁然大笑，仿佛古畫中屢屢提及“虎溪三笑”的典故。這等魏晉風度我們晚輩後學是無法再感同身受了。
蘇立文(MichaelSullivan)：一位開拓者，中國藝術家們的諍友
從西方中國美術史的學術史來看蘇立文的歷史定位：他是第一代西方中國美術史學者的代表，也是西方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研究的開創者。對20世紀整個中國美術發展歷程來説，蘇立文無疑是西方世界中最有發言權的觀察家和最冷靜的旁觀者，而在他交往過的眾多知名藝術家眼力，他無疑是熱情的評論家和直言不諱的諍友。
蘇立文在抗戰時志願來到中國後方支援，在那個雲集中國最頂尖藝術大師的地方，他曾教關山月英文，而關山月按《芥子園畫譜》教授他中國畫技法;吳作人在他家陽臺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的創作;龐薰琹為蘇立文夫人吳環繪製了一幅畫像;丁聰、葉淺予、張大千等人向蘇立文講述遊歷邊疆的見聞，並贈送他各類畫作。得知蘇立文對現代中國藝術感興趣，素不相識的黃賓虹給蘇立文寄送了一幅精巧的袖珍山水畫。
抗戰勝利後，蘇立文成為西方首位系統研究20世紀中國美術的學者。在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蘇立文先後在倫敦大學、馬來西亞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等任教。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他對中國的興趣從古代中國藝術而至中國現當代藝術，留下多部專著和近百篇論文。他的著作成為耶魯大學、牛津大學等西方眾多知名學府沿用多年的中國藝術史教材。今天西方許多研究中國現當代美術史的學者不少就出於他的門下。蘇立文當之無愧地被公認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現當代美術的泰斗，又理所當然地成為向世界介紹中國現當代藝術的友好使者。
蘇先生對中國藝術家的同情、敬佩和理解皆體現在他完成《二十世紀中國美術》一書的過程中。從1946年離開中國到1959年該書出版，其間一波三折、峰迴路轉的艱辛和喜悅，本身就是一段佳話。對現當代中國美術的關注，中國美術界在1949年以前只有幾份年鑒性質的紀錄和個別英文期刊如《天下》雜誌的有關綜述。從1959到1996年，蘇先生又添加了數倍的一、二手資料，重寫了《二十世紀中國美術與美術家》。到2006年，他又在前兩書附錄的基礎上，編撰了《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家傳略》。所有這些，為研究晚近的中國藝術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據蘇立文教授的自述，他自1984年在康橋大學做關於中國藝術的演講，到那時為止西方對中國藝術還極少關注，他講解産生藝術作品的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廣闊的文化環境，一種或許太過時髦的處理方式，他舉例就如當下西方學者柯律格的寫作。他那時常被人質疑是從什麼理論角度看待中國現代藝術的的，是馬克思主義或毛主義?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或是榮格精神分析法?是後現代，是拉康的精神分析，或其他什麼?他則堅持説沒有理論。因為他懷著最深的信念相信，如果是在人文科學中而不是在精確的科學中，理論，遠離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發現真相的障礙。他們無法被檢驗。他的著作確實嚴格遵循了這個原則，努力不帶西方的偏見，對20世紀的中國藝術史做出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解釋。
學者洪再新這樣評價蘇先生的研究：在他(蘇)看來，中國山水畫和西方學術史的關係，並非一個單向的“西學東漸”或“東學西漸”，而是雙向甚至多面向的互動。換言之，中國山水藝術一方面成為“包羅萬象史”的有機組成，另一方面顛覆了西方藝術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傳統認識，超越了國界，實際成為世界藝術史的一個標程。
高居翰(James Cahill )：細心謹慎又大膽求證的職業藝術史專家
蘇立文是高居翰的好友。他去世後，高居翰寫博文哀悼，不過當時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太理想。他曾在2013年12月12日的部落格，也是他的倒數第二篇部落格上，提到詩人威廉·鄧巴的詩句“死亡的恐懼困擾著我”，借此比喻自己的情況。最終高居翰，這位醉心於中國古代書畫研究的美國學者，于美國時間2月14日下午2點在加利福尼亞州家中去世，享年88歲。
近年來，許多西方學者自覺規避以歐洲中心論視角觀察中國藝術發展的脈絡，代表者之一的高居翰于09年上海博物館“千年丹青”展覽暨研討會論文集的論文中聲稱以“他者”的目光來看待來自中國的宋元繪畫。他始終以人類學的“他者”來描述自己的文化身份。抽絲剝繭是他的長項，一生對中國畫做著去魅化的努力，力圖祛除掉纏繞在這個複雜歷史概念上的重重神話迷思。
一連串難得的機遇讓高居翰教授得以遍覽美國本土和台北故宮收藏的古代繪畫，從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促使其專著連續出爐，進而引領美國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形成高潮;而從研究的譜係脈絡和方法上，他也是毫無疑義的係學術嫡傳出身，經過了前輩大師們的精心栽培，可説是“傳承有序”。據他的自述，引領他進入中國繪畫史研究的大門，有兩位最重要的學者：著名藝術史家德國藝術史風格學派的代表羅樾和美國早期漢學家列文森。
高居翰這樣回憶老師：“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中國藝術史界就劃分出壁壘對峙的兩派，漢學家和藝術史學家。兩方都互不信任，都不太了解對方的研究方法。但是幾年以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慢慢能夠把西方藝術史的治學方法和中文典籍的閱讀功底結合起來，這種對壘狀態也就化解了。羅越是第一位能夠這樣做的人，他或許也是中國繪畫方面最重要的一位學者。羅越曾經在北京生活、學習多年。1951年他前去密西根大學執教。在我做研究生的時日，能夠成為他的弟子，實在是一件榮耀。”
兩位學者的研究方法範式差異對比
這兩位好友的終身成就，分別代表了西方對中國美術史兩個時間段的最好水準。但關於他們之間的交往情形，僅憑國內的資料實在難以勾勒。筆者細察海外資料，發現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循的。例如蘇立文在對著名猶太裔收藏家顧洛阜古代書畫藏品圖錄的書評中屢次提及高居翰的經典著作，説明其明清繪畫的研究結論早已為學界作為背景知識而承認。而更早見到的是蘇立文在美國的博士論文《中國山水畫的誕生》裏，高居翰也不吝提出很多嚴謹深入的評價。可惜他們沒有時間合著一整部從古至今的中國美術史，那很可能是另一部驚人的巨著。
而從一般生平來看，二人確切可查的交集則更多。如他們都與張大千有不錯的交情(合影中的證據)。他們都有過中國太太。且均執教美國大學藝術史係，做過西方學術界最高榮譽地位的講座教授。而前述他們在中國當下的實質影響則是高居翰藏書捐贈中國美院，蘇立文終身文獻和研究于中國美術館大展呈現出來。而他們也同樣由於專業的研究和喜好，收藏有大量的中國藝術品特別是國畫和油畫。
出於專業上的需要，蘇立文有意識地收藏中國現代藝術作品。由於他的國際知名度，很多西方收藏家將自己收藏的中國繪畫無償地贈送給他。可以説他收藏的中國現代藝術作品，在西方世界是獨一無二，沒有人能收藏到如此豐富的中國現代藝術作品。他把收藏到的中國藝術品在西方社會作學術交流，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藝術的價值和審美趣味，為宣傳中國藝術作出了畢生的貢獻。他對於藝術收藏的看法，相對於國內這幾年來的藝術品收藏熱，以及那些靠收藏藝術品致富的人們來説，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提示，使我們從當今社會中那種近乎瘋狂的收藏狀態中冷靜下來，去仔細品味藝術作品本身所包涵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內涵。他從來也沒有想過要賣這些藝術作品，因為這些藝術品見證了他與中國藝術家的友誼，以及歷史和文化的交流。他已決定把一生的收藏全部捐贈給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該博物館特地為他開闢了一間題為邁克·蘇立文畫廊，集中展示蘇立文夫婦一生的收藏。
而高居翰教授兼具學者與收藏家的雙重身份，有時會遭人非議，如有人認為他對張宏的推崇是為自己收藏的《止園圖》抬高身價。事實上高先生收藏的幾幅圖在二十年前一次展覽後已換給洛杉磯縣立博物館(LACMA)，他此後對止園的持續關注，實在是出於一種難以割捨的學術情結。他的藏品目前主要陳列于加州大學美術館，並於1985年在加拿大的畫廊舉辦過其明清藏品的精選展覽。很多他專著中非主流但水準較高職業畫家的作品也常見於其藏品序列中。
從二人研究材料的獲取來對比，可見其研究路數的差異。蘇立文曾在中國逗留數年，與藝術家建立長久而穩固的關係，保持直接的聯繫。但因為蘇立文教授的研究領域是近現代美術，其研究所需的作品材料和文獻都在國內，而西方對這個領域的收藏尚處初級階段。由於冷戰後中國與西方世界幾十年的隔閡，獲取並核對其研究資料變得非常困難，這就使得這部英文著作在翻譯成中文版後，裏面的引文材料需要譯者花費大量時間來糾正其出處和具體內容(正式出版前經過了譯者陳衛和不辭辛苦的重新校訂)。正如美國的中國美術史專家李鑄晉指出：“此外，他還提到收集材料之困難與證實材料可靠性之不易。不過這本書之出版，從現在來看，是有極大意義的。”這種隔膜和滯後，正好最全面反映了這位開拓者所研究領域的一切問題，讓後學在前人的指引下繼續前行。
相較于蘇立文教授在獲取和辨別研究材料等方面的困難，高居翰教授則站在了先賢的肩膀上。他所研究的領域是古代繪畫史，而這些經典的繪畫藏品在二十世紀初期到的不長的歷史時間裏，從晚清宮廷的藏品中流散到民間，幾經週折後漂洋過海變成了美國私人的藏品。再後來成為了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他的學術生涯中，總是能碰到一些重要的大事件，進而為他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他早年研究中，高先生曾得到許多前輩的支援，他不止一次在文中滿懷敬意地提及，所以他也從不吝于提攜後輩。他年輕時由於喜龍仁的推薦，獲得了寫作《中國繪畫》的機會。而影響他終身致力於研究中國繪畫史的大事件，則是1961年台北故宮藝術品赴美展覽：中華瑰寶展。在這之後，他曾到台北故宮博物院親自研究和拍攝文物圖片(這為他編寫《中國古畫索引》打下很好的基礎)，後來又在弗利爾美術館擔任中國部主任，並很早就開始收藏繪畫，有許多機會接觸原作，作為一名藝術史學者，可以説相當幸運。
高居翰與蘇立文，一位是寄身古代翰墨的老人，另一位是近現代美術史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他們的年齡相倣，學術地位和成就在各自領域裏也同屬公認，他們生前的種種交集與相繼離世也讓我們“悲欣交集”。和套用也是去年逝世的著名批評家阿瑟·丹托的著作《藝術的終結之後》之名，中國美術史並不會因他們的離世而“終結”。相信很多人會如我一樣再次翻開這兩位藝術史家的經典作品，感覺正如他們下一代學者的佼佼者柯律格教授所言，讀他們的書緩和了失去他們的悲痛。因為書中正上演著精彩不斷的老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