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他們的名字？
此次“被中斷的藝術”大展可謂戰後藝術的一個掠影。雖然也有一部分作品創作于1920年代，但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戰後的新近創作。而在所有的參展藝術家中除了一位已故外，其餘在當時都健在。立體主義、精確主義（立體主義的變種）、鄉土主義、超現實主義，以及魔幻現實主義樣樣俱全，只是著名的抽象表現主義在當時還沒有大行其道。另外， 鋻於戴維森當時挑選藝術家時關注了一批正在升起的新星，現在我們不免有些詫異的發現，他們中已經有多少或多或少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比如：卡梅隆·布思（Cameron Booth）、萊蒙德·佈雷寧（Raymond Breinin）、朱利奧·德·迭戈（Julio de Diego）、弗蘭克·克萊恩霍爾茲（Frank Kleinholz）、格裏高利·普萊斯托皮諾（Gregorio Prestopino）、索爾·威爾遜（Sol Wilson）、卡爾·澤布（Karl Zerbe）、那鴻·恰巴索夫（Nahum Tschacbasov）等等。
正在“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展上展示的克勞福德作品《製作機翼》（左）和《飛機生産》（右）
而在這批作品的繁多風格中，人們也在思量還缺了什麼。俄克拉荷馬大學小弗雷德·瓊斯美術館館長馬克·懷特（Mark White）在其撰寫的目錄引文中提到，在此之中似乎缺席了諸如托馬斯·哈特·本頓（Thomas Hart Benton）、格蘭特·伍德（Grant Wood）這樣當時在美國藝術界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懷特將此事解讀為，故意與主張政治自由主義的羅斯福新政時代拉開距離。值得深思的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國內政治打敗了國際政治，因為 當年入選“美國藝術推廣”展的作品相較于反對史達林的“社會現實主義”藝術，似乎更是在疏遠羅斯福推動的“美國鄉土主義”藝術 。
十分眼熟？
“文化外交”與“政治宣傳”之間的界線是很模糊的。本次展覽的幾個策展人也承認，當年的巡迴展瞄準了共産主義陣地，主要包括古巴、東歐和中國，並不是出於偶然。然而在撰寫的文章中，他們卻辯解稱這一項目的初衷主要並不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和帝國主義，而更在於加強戰後全球的信心，以及推動反“孤立主義”的論調。他們認為，該項目是為了反映新的“世界主義”， 因為展覽吸納了那麼多移民藝術家，反映了大熔爐式的多元文化主義現狀，而藝術上也反映了各種流派的影響——從美國的民間藝術到俄國構成主義再到德國表現主義。
除了國內國際政治外，幾乎無所不在的種族和性別問題也在當年的展覽中引發爭議。和沙恩那幅飽受爭議的作品一樣，另一幅成為眾矢之的的作品是國吉康雄1925年左右創作的《休息的馬戲團女孩》。 國吉康雄出生於日本，1906年移居美國。他對其第二故鄉十分認同以至於他在二戰期間作起了反日宣傳 。如果説該畫作的作者本人並沒有對眾多詆毀者敵意地擺出蔑視的姿態，他的作品內容和風格倒是做到了這一點。畫中描繪了一個坐著的女人，衣著暴露。她穿著高至大腿的黑絲襪和一件跟沒穿差不多的演出服，服裝的一側已經順著她的肩膀滑落，一邊的乳房幾乎完全暴露。她撲閃著一雙大眼睛老著臉皮直視著觀眾，帶著扭捏靦腆的笑容。她向後拉起窗簾，露出一小碗豐盛的水果。 這幅畫作引來了眾怒，引得杜魯門總統在一次媒體發佈會上爆出粗口；“如果這也是藝術，那我就是非洲土人！”
國吉·康雄《休息的馬戲團女孩》
然而，美國這段歷史事件所演繹出的種種是非豈不十分眼熟？因為從那以後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正如懷特所説：“那是文化戰爭的第一炮”。 在之後65年左右的時間裏，美國經歷了無數次保守派官員和學者反對公共資金資助藝術的事件。甚至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上，這個議題又冒了出來。共和黨提名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宣稱，如果他當選將會削減聯邦財政對於藝術的資助。 事後看來，如今“被中斷的藝術”大展的絕大部分參觀者們會否覺得1946年民眾對於政府支援藝術的激烈反對有那麼些歇斯底里和過分誇張呢？
（綜合姜岑文章《當藝術打響冷戰》《藝術之於美國外交——“看似”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