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藝術送出國門？必須秘密進行
1990年代，一項長期未經證實的懷疑終於得到確認：那就是在1950-1960年代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秘密向海外輸出抽象表現主義及其他美國的藝術、音樂形式，以此作為政治宣傳戰線的一部分，來贏得冷戰時期美國文化的主導權 。中情局首位負責該項目的局長道出了為何必須秘密行動的理由：“要讓國會認同我們想做的一些事，比如將藝術輸送出國門，那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我們必須秘密進行。”
1946年原定參展畫作之一：本·錫安 《堂吉訶德的終局》
他們之所以對政府的反對意見那麼肯定，著實是因為前車之鑒。1946年，美國國務院組織了一場藝術展覽，計劃以國際巡展的方式來展示美利堅所賦予其藝術家的自由。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驕傲地宣稱“只有在民主的環境下，當個人的才華不僅被允許，而且被鼓勵最充分的發展時，這樣的展覽才有可能組織起來”。然而，這一展覽項目卻以失敗告終。 因為公眾以及部分官員對於使用納稅人的錢來資助該項目表示強烈反對，聲浪在媒體的助推下愈發洶湧。迫於壓力，展覽不得不匆匆收場，展品從海外召回，策展人遭到解雇。
時隔半個多世紀，此次“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展精心還原了那段歷史。本次展覽由美國三家大學的博物館聯合主辦，它們分別是：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俄克拉荷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以及佐治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展覽全面考察了美國歷史上經常重現的某種對立——政治與文化，以及專家意見與草根情緒之間的衝突。對此類衝突，人們已經習以為常。
小口袋，大折扣
1946年的那場展覽由一位頗具資質的專人牽頭——約瑟夫·萊羅爾·戴維森（Joseph LeRoy Davidson），其不僅效力於美國國務院，同時也是美國五大國家現代博物館之一沃克藝術中心的前館長，且擁有藝術史方面的名校高等學歷。儘管將美國藝術送出國門的想法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以往選送的往往主要是傳統的藝術作品。然而外交官們卻希望有更多前衛的、不同於以往的藝術形式參與其中。於是戴維森策劃的“美國藝術推廣”，便是一個首推“現代藝術潮流領袖”之作的大展。
在挑選作品以前，戴維森仔細徵詢了藝術界大佬們的意見，例如被譽為“現代攝影之父”的阿爾弗雷德·斯蒂格裏茨（Alfred Stieglitz）、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館長、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等等。在精心挑選的名單中，他巧妙混合了當時已經出了名的藝術家，如喬治婭·奧·吉弗(Georgia O'Keeffe)、約翰·馬林（John Marin）和馬克思·韋伯（Max Weber），以及初出茅廬的新人，如菲力普·加斯敦（Philip Guston）和本-錫安（Ben-Zion），所有這些藝術家都活躍于各大著名博物館、美術館的展覽中。另一個不同於以往之處是，過去巡展往往採用租借展品的形式，而這回戴維森卻決定為美國國務院買下這批作品。而相關藝術家和畫廊也十分配合，給了戴維森相當可觀的折扣。最終，他以不到5萬美元的預算買下了69位藝術家的117件作品（其中有79幅油畫）。
美國國務院組織的這場“美國藝術推廣”展並不是一個單一展覽，而是將展品分成了三個部分，分別巡展至世界各地，時間計劃長達五年之久。 大約一半以上的油畫被送往“東半球”——東歐。這些作品在巴黎稍作停留後，繼而前往布拉格、布爾諾和布拉提斯拉法，原本還打算繼續去往布達佩斯以及波蘭的某個待定的城市。剩下的油畫則預留給了加勒比及拉美地區的“其他美洲共和國”。這組作品巡展至哈瓦那及太子港，原計劃還將前往南美。而由紙本作品組成的第三組畫作則瞄準了中國和遠東地區，只可惜還沒離開紐約就因為不久後發酵的輿論爭議而草草收場。
1946年10月，部分展品在跨出國門之前還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特展，並在那裏贏得了眾多藝術評論家的好評，比如被譽為20世紀下半葉美國最重要的藝術批評家，也是該時期整個西方最重要的藝術批評家之一的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認為“該展是多年來紐約舉辦的此類展覽中最好的群展”。然而主流媒體的聲音可就沒那麼動聽了。例如暢銷的《展望雜誌》（Look Magazine）在1947年2月出版的雜誌中就用了兩個版面重現了展覽中的七幅作品，相關的匿名文章倒是總體中立，不過這全然失色于其所配的醒目標題“你的錢買下了這些畫作”。
正在“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展上展示的德魯斯作品《黑暗的思想》
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旗下的政治保守派報紙《美國紐約日報》（New York Journal-American）撰寫了一系列尖酸的文章來諷刺這些作品。極端保守派的電臺主播小富爾頓·路易斯（Fulton Lewis Jr）嘲笑這些藝術作品“推廣至今依然沒有進入人們的視線，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會去嘗試這種藝術，也無法理解”。焦躁不安的市民更是給他們選出的議員寫信，抨擊用納稅人的錢來支援這個項目。 而議員們也因此在媒體上以及國會上傳達了這些看法。
反對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門。有人反對作品從色調到內容所呈現出的暗沉陰鬱，因為其沒能將美國描繪成一個興盛的戰勝國。 此外，其中許多藝術家的名字聽上去像外國人——他們中確有不少是移民，也成了遭受詬病的原因。
但也許對一些抗議者來説，最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很多藝術家的政治導向問題。本·沙恩（Ben Shahn）的一幅名為《饑餓，1946》的油畫觸痛了人們的神經，也因此成了眾矢之的。畫中描繪了一個黑眼睛、眼窩深陷的小男孩伸出手，作索要狀。這幅作品讓很多觀眾感到難過，他們將其解讀為一個因為戰爭致貧的歐洲孩童。而事實上，這幅畫很有可能是基於藝術家在美國西弗吉尼亞拍攝的一個小男孩的照片。 而沙恩將此畫翻印在宣傳選民登記的海報上，且活躍于一個左翼的勞工組織的消息更是給這件事火上澆油。經國會調查，沙恩的名字和其他幾位入選該畫展的藝術家一起，上了（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黑名單。 最後，如此另類的風格，及因此而産生的藝術價值也受到質疑。對此抨擊最激烈的恐怕要數總統杜魯門。他寫給國務院一位官員的信件被披露給了媒體，信中他駁斥這些藝術“壓根就是幼稚懶惰之人的浮誇之作”。
本·沙恩《饑餓》
在一系列的國會聽證會上，關於該展覽去留的爭論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儘管藝術家們以及全美各地的博物館官員被召集起來為此説情，試圖保住這個項目，但事實證明他們的努力只是徒勞。美國國務院遭到的資金削減威脅使得其推出的其他項目也面臨風險，包括那個時候正在進行的當紅的《美國之音》電臺廣播、富布萊特國際教育交流計劃，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活動。而聽證會的最終結果是，將該畫展召回國，解雇戴維森並取消他的職位。
當這批作品被運回來以後，它們被當做戰爭物資變賣。由於拍賣採用了特殊的分級無聲拍賣形式，作品最後的歸宿有點出人意料。舉例而言，大學博物館相較于私人博物館所獲得的優先權，意味著重量級的藝術機構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巴爾的摩博物館、布魯克林博物館，及奧爾布賴特-諾克斯美術館都敗北于出價較低、規模較小的大學博物館。實際上，召集本次“被中斷的藝術”大展的三家大學博物館共擁有所售出117件作品中的82件。此外，相關條款還允許 公共博物館在中標價的基礎上再享受高額折扣，這使得所有這些拍品被以大大低於市場價的價格被買走，只實現了5000多美元的微利。而今，這批作品的估價在1400萬美元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