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美國舉辦了一場名為“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型巡展，至今仍在進行之中。該展堪稱迄今為止最徹底地再現了1946年由美國國務院組織的一場為意識形態而戰的藝術展覽。“藝術”與“外交”，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於是有了交集。這不由讓人發問，“藝術”之於美國外交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而“外交”之於美國藝術又有怎樣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當代藝術——特別是對外輸出的當代藝術，絕不是純粹的藝術，而是和意識形態、美國的國家利益緊密相連的“外交手段”，其中各種觀念藝術的衝擊力尤為強大。其徹底顛覆傳統藝術的理念，將傳統歐洲的藝術技法、審美都劃歸過時，旨在揚長避短另立跑道，另起爐灶， 利用美國在戰後的觀念優勢——民主、自由、反戰、消費娛樂、女權主義、種族主義等，將一切與此有關的活動定義為藝術，從而快速樹立起美國在世界上的文化藝術權威地位。這正如一名小學生與劉翔比賽，但比的不是跨欄，而是如何瀟灑地從欄下鑽過。
不可否認，藝術離不開觀念，古往今來藝術家們通過藝術創作也往往是為了表達一定的觀念和感受，然而，離開藝術的“觀念”那還能叫藝術嗎？但可悲的是這些東西往往被粉飾為“觀念藝術”，如皇帝的新衣招搖過市。這麼説並不是要全盤否定“觀念藝術”，這其中確實有將當代觀念與藝術有機結合的優秀藝術家，如美國的勞申伯格等。但更多的卻是以次充好之作，特別是 當藝術參入了意識形態的成分，當藝術成為了資本的淘金地，其“含金量”可想而知，那些借勢炒高的藝術品有多少是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對於美國以外的當紅藝術家更是如此，他們所創下的一筆筆天價究竟是因其藝術創作本身而走紅？還是因其背後順應的美國價值觀而被捧紅？抑或是其商業利用價值更高？
有意思的是，儘管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藝術形像是頗具反叛觀念的，但美國國內的藝術生態倒是十分多元，雖然裝置、觀念、抽象表現主義頗受歡迎，但具象寫實的懷斯也同樣有著崇高的藝術地位。 當代新寫實主義畫家安德魯·懷斯是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15歲開始學畫，20歲舉辦個人畫展，先後被三屆美國總統肯尼迪、裏根、小布希分別授予“總統自由勳章”、“金質總統勳章”和“國會金質章”。而最近在美國謝爾本博物館舉辦的一場展覽更是將安德魯·懷斯的作品與其父親和兒子的畫作並置，展現了“三代懷斯”的獨特藝術視野。由此看來，美國人也並非那麼叛逆。早有人説過，美國國內其實相當傳統。
2007年，小布希向安德魯·懷斯頒發國家藝術勳章，儘管美國對外大力推廣當代藝術，但是其國內藝術界地位最高的卻是“過時”的寫實主義藝術，因此安德魯·懷斯被稱作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陳丹青説：“歐洲的藝術沒落了”。一點不錯，就法國而言，無論是在曾經的世界藝術中心巴黎，還是在藝術之鄉巴比松，在那些依舊充滿著人文氣息的古老建築裏開了無數當代畫廊，但裏面的作品卻大多是號稱“當代”的商品畫，尷尬地挂在那裏，既丟了自己的老本，卻也沒有被時興的“觀念”所接納，逛著著實讓人大失所望。歐洲人迷茫了，而美國卻華麗地轉身為“‘文明’和歐洲藝術的偉大保護人”。
也有人將美國藝術的成功歸因于戰後美國綜合國力的強大，以及基於此的“軟實力”。首次提出“軟實力”理論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就是吸引力”。然而吸引力並不代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被動等待，相反，文化行銷、商業運作、政策扶持等都是增強“吸引力”的有力手段。應該説，美國的文化外交政策相當成功，這一點毋庸置疑，而其遵循的正是“看似”無為而治的準則。
美國文化外交的一大特點就是沒有所謂“文化部”，政府行為十分隱蔽，主要依靠成功調動社會各個環節的主觀能動性，如鼓勵基金會運作模式等，去向外推廣美國的文化藝術和價值觀，而政府只是聰明地隱身幕後，關鍵的時候撐上一把。 免稅、政策扶持，抑或在外交上通過各種政治經濟手段換取國外的市場準入等等都是有效的常用手段。如此，既能對外避免“政治宣傳”的嫌疑，又能對內免去“政府干預藝術自由”、“政府濫用納稅人錢”的惡名。此外還能真正使得美國國內藝術得到自由發展，鼓勵國內資本向文化藝術事業流動，去發現人才，幫助美國國內優秀的藝術家脫引而出，達到經濟文化雙豐收的目的，形成有機的良性迴圈，從而最大化地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當然在美國國內，有關政府是否應該參與藝術的爭論、甚至爭吵其實也時有發生，但這非但絲毫不妨礙美國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局，反而好比小感冒，鍛鍊了這個機制的免疫力，促使其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對美國人而言，儘管他們對現行的政策很可能還有這樣那樣的不滿，充滿著辯論的激情，但他們依舊有理由為這樣的機制安排感到驕傲。 而對於國人來講，我們是不是應該警醒，莫要給一個個所謂當代藝術拍賣“天價”衝昏了頭腦，莫要給別人作了嫁衣，還因此沾沾自喜。 從另一個角度講，面對美國如此成功的文化藝術外交，我們是否應該誠懇反省，虛心借鑒點什麼？
被中斷的1946藝術“展”
“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這一展覽堪稱迄今為止最徹底地再現了1946年由美國國務院組織的一場為意識形態而戰的藝術展覽——該展卻終因民眾和國會的強烈反對而被迫中止。英國的《藝術新聞報》（The Art Newspaper）對此作了深入報道。而通過這一有著冷戰背景的展覽，或許也可以看到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淵源所在 。
正在“被中斷的藝術：美國藝術推廣與文化外交策略”展上展示的瑞弗裏奇作品《會議結束》
“二戰“後，隨著美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提升，美國的媒體、快餐、可口可樂、搖滾樂、好萊塢電影、觀念藝術等“軟實力”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彰顯出空前的影響力。軟實力主要靠的是“吸引力”，卻也不能忽略市場行銷以及美國政府文化政策的巨大作用。美國政府的藝術管理主要遵從兩個脈絡，一是通過稅收減免等手段對藝術進行間接資助，積極鼓勵慈善機構、私人企業和個人支援文化藝術，另一種則是政府的直接資助行為。就後者而言，從傳統的小政府、自由經濟到羅斯福新政後的國家干預，美國政府對藝術文化的介入有了根本轉變。 1938年“文化外交”首次進入美國國務院，而為此定下的最高原則是“避免任何政治宣傳的痕跡”。
隨著冷戰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初，美蘇之間的爭鬥將世界帶入了核戰爭的邊緣，肯尼迪時期的藝術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外交政策緊密相連，國會許多成員，包括肯尼迪自身在內，都認為藝術將會是一個為美國贏得世界支援的有力武器。1962年肯尼迪任命赫克舍（August Heckscher II）擔任總統藝術顧問時，赫克舍説：“如果美國要想成為世界名副其實的領導，對美國生活這一部分也就是現代藝術絕不能忽視，或者至少應與美國社會的其他方面一視同仁 ”。而1965年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建立成為了美國藝術政策轉向的又一個分水嶺。在這個過程中，紐約也逐漸取代巴黎，成為世界矚目的藝術中心。
不過如果細看美國國內，由於美利堅的政治制度，人們關於藝術政策的態度向來不是鐵板一塊，贊成與反對政府介入藝術管理領域的爭辯其實一直存在。關於藝術自由、是否該為藝術使用納稅人的錢等問題始終是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