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別署晏園。1967年出生，祖籍遼寧。財政學博士。現為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楷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西泠印社理事，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著有詩集《北溟魚》，詩詞集《頤園詩草》，書法集《中國美術館當代名家系列書法作品集•王家新卷》、《王家新書法藝術》，《晏園藝事》等。
◇ 時間：2011年12月20日
◇ 地點：北京•王家新工作室
縱觀歷史上在文學藝術方面有大成就者，除其在所成就的專業上具有高超的技法外，于政治、社會等人文類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皆有深厚涵養；同時他一定關心社稷民族、關心庶民百姓、關心天地宇宙。識其大而養其厚，其作品才可能具有深刻內涵，直搗人的靈魂。
書畫家的襟抱學養最終將決定其創作成就的高低。技，易；道，難。道在學養，學養的差異有如花盆裏的土與大地之土，盆中土所生出之木必有限，因其養份少；大地之土方可生長出參天大樹，緣其厚。
王家新先生自幼研習書畫，具備很好的筆墨功力。而從本科到博士所學者乃財政經濟，其學養涉及到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如此之學養化于筆端，則其字即不觀亦可推知也。
張公者：我知道您每天都會抽時間讀書，無論工作多麼繁忙。
王家新：我想這是一種情結了，我曾把讀書和寫字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詩意地棲居”吧。
張公者：一個人的學養最終決定著其藝術創作所能達到的高度。一個不讀書的人，作品中就會缺少文氣、書卷氣，也往往會流於淺薄與匠俗。一位朋友講：人在30歲之前基本的世界觀都已經形成了。而30歲之後，人與人之所以又有不同，有的人境界在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讀書。讀聖賢之書、讀經典之書，讀哲學、讀史學、讀文學。中國古哲先賢莫不如此。
王家新：中國傳統文化、傳統藝術確實與西方有不同，比如古琴，小的時候不懂，過了“不惑”，才明白古琴是彈給自己聽的，它的境界是“不為悅人而悅己”。只五根絲弦卻不單調，是一種生發、排遣，是心緒的抽繹、靈魂的縈繞，直指內心，不需有聽眾。而鋼琴、交響樂便適合被聆聽，即使天才的肖邦，也需要在貴族們的廳堂、在情人的注目裏“炫技”，用手指的舞蹈博來掌聲，那麼二者誰高誰低？無需回答。比如深夜裏閱讀典籍，如果只當做獲取知識的方式便有些單薄了。我理解“慎獨”不單指品德操守，也指一種私人生活方式的堅守，閱讀生活便是一種狀態、一種修為。中文典籍那柔軟的宣紙質感、微黃的色澤、特有的墨香，短暫的人生會因之變得從容豐盈，生活工作中的不如意便會因之消弭、疏離。這份歡愉無法言喻，當成為習慣，便是一種癮、一種癡，可入定、可清狂。這種狀態不是消極遁世的，是積極快意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得其樂便好。
張公者：您剛才的一番論述，表明瞭一種信仰，這種信仰可以轉化成無窮的力量。信仰，是崇高的。
王家新：我們這代人生命的最初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成長和求學的背景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工作和生活的背景是世紀之交、民族復興和市場化、全球化。“文化大革命”時期可能是中國人最無敬畏、無信仰的階段，“人定勝天”是對自然的蔑視，“破四舊”、“批孔”是對民族、歷史以及文化傳統的輕賤和決裂，儒、釋、道等宗教意義上的信仰空前滅寂。如果講信仰，只有對毛主席的信仰，銘心刻骨、執著虔誠；如果説崇高，是一種基於革命理想的崇高，浪漫而純粹。缺乏理性的盲目信仰、缺乏思辨精神的崇高，會使一個民族跌入偏執、迷信甚至癲狂的境地，因此説那十年是浩劫、是國家民族的災難。但如果以大歷史的視野審視，那個年代的生活也因著一種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而生發出一份純粹、昂揚和崇高。我看過我父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他們的鬢髮、面龐、衣著都整潔利落，尤其是眼神，洋溢著滿足、幸福和對未來的嚮往。我想，一方面是因平等、公平的階級秩序對物質生活匱乏的消弭，更重要的可能是高於物質生活之上的精神力量的反映，是激情燃燒歲月的傳神寫照。
張公者：那個年代人們活在精神中，在那個年代也是圍繞著領袖在進行文藝創作。
王家新：由此我想到一位外國美術史論者的一種判斷，他説，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在中國，藝術家們以對他們的領袖、對中國共産黨的無限熱愛和宗教般的信仰，創作出一大批美術或舞臺藝術精品。我翻閱了建國以來的美術畫冊，重新看那些現代京劇、電影，感覺他的判斷有道理。當時的藝術作品，拋除極“左”思想不論，也有許多可取可貴之處。
張公者：偉大的藝術作品一定具備深邃的思想，很多偉大的藝術品是歷史的記錄。當然，偉大的藝術品一定是具備高超的技法，這是前提。20世紀是人類發生重大轉變的時代，中國更是如此。在美術創作上，出現了具有歷史意義與高度的畫家與作品,像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潘天壽、李可染、林鳳眠等等。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些作品，它們的“純粹性”不容否認，沒有受到今天的市場與金錢的“干擾”。
王家新：當下藝術遭遇市場和金錢，藝術家面臨新的挑戰和考驗，這對他們而言是殘酷的、煎熬的。很多人在為生計、名車、豪宅奔波，書畫家的潤例以平尺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張公者：藝術和經濟的關係，是由來已久的話題，也是觀照藝術作品的一個角度。
王家新：藝術經濟早已有之，從唐代碑志書丹，元趙孟緁為寺廟寫經，明吳門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取費描繪莊園庭院、人物寫真，還有最具代表性的“揚州八怪”，以大運河沿岸漕幫鹽幫的商人為“衣食父母”，就是李漁説的文人“打秋風”。你附庸風雅，我按勞取酬，雙贏兩得。利益驅動也能出精品，但我可能太理想主義或極端了，我還是認為好的或純粹的藝術，是要發于內心的，一定是主動式的傾訴宣泄，像文藝復興時期宗教題材的穹頂畫，像生前只賣出一幅作品的梵谷的繪畫（唯一的買家是他的哥哥），才能求得來世名，而不是“現世報”。我們頂禮膜拜的《蘭亭序》、《祭侄稿》、《寒食帖》，乃至《奉橘帖》、《喪亂帖》、《韭花帖》、《自敘帖》，這些並不只是精品，更是經典。言其珍貴，不僅因為年代的久遠，更重要的是創作動機的非功利性。它們是往來信札、詩文手稿，雖然內容是家常瑣事、個人際遇，卻無世俗氣、煙火氣、銅臭氣，不諂媚、不平庸、不浮華，純粹、感人，堪為典範。能讓我們千百年後在閱讀研習之際，感受他們的歡娛苦痛、聆聽他們的長嘯輕嘆。
張公者：古人也有潤筆，但他們還保持自己的藝術底線，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也賣畫，但他們的畫格並未降低（仇英的繪畫，可能有“通俗”的地方，並非因為“賣畫”，是他自身學養的問題）。但是到了“揚州畫派”，就有了大的改變，好畫不多，應酬的東西太多了。董其昌也如此，買字畫的多，就有應酬，甚至代筆。另一個原因是，買畫者的欣賞水準也會影響畫家的創作，買者不懂，品位低，畫家若要迎合其口味，自然就降低自己的格調了。不是賣畫的錯，是沒能堅持品格。王家新：以“當下”論，“拯救”藝術高貴品格的辦法或思路也有，比如“供養制”。宋代畫院體制下，院體畫家的畫作是“皇家”的奢侈品，因此“政府的國庫”要養人，宮廷畫家衣食無憂，使藝術得以相對純粹。有人反對畫院體制，其實對傳統藝術，公益的、高雅的藝術，極少數的頂級藝術家還是要“供養”的，關鍵是要有什麼機制、養什麼人、怎樣養。另外是“基金”資助體系，再有梵谷似的藝術瘋子、癡人兼天才，就要資助，別讓他自己去走市場變成了“正常人”，讓他們去創造去追求“來世”的藝術。再從市場經濟論，要發展“畫廊業”，建立藝術品經理人制。把藝術品生成、創作和經營隔離開，帶上“白手套”，藝術家不參與經營活動，只談藝術不言利，活得簡單些、純粹些、超脫些，真正的藝術家應如嬰兒狀，有赤子之心。天天跑場子、點票子、傍官傍商，都會“非正常死亡”，難有傳世之作。
張公者：如您所言，“供養制”、“基金”資助以及發展“畫廊業”，這些舉措的確也會起到一些作用，對提升當下藝術創作的品格，具有“拯救性”。但是，在實施這些舉措的時候，卻也不免會有一點痛楚，甚至是疑慮。
王家新：當然，這些即使做到了，也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一種維護和補救。我骨子裏有很深的“唯藝術論”，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有“職業作家”、“職業書法家”之類的稱謂。王羲之、王詢、柳公權、蘇東坡都不是以書法為職業，《桃花源記》、《岳陽樓記》都不是“職業作家”的手筆，卻都成為千古絕唱。論“職業”，就變成社會大生産中的一種“工種”了，與生活生存有關，與偉大經典藝術作品的誕生背道而馳。
張公者：顏真卿、蘇東坡都不是“專業”的書法家、作家，而就是他們留下最偉大與“專業”的作品。一個不關心國家、不關心民眾，不懂得生活，沒有閱歷的人不會創作出偉大、深刻的作品。
王家新：學養包括學問、見識、人生閱歷、江山閱歷、氣宇格局、志向操守等，其實精湛的技法本身也是藝術家必備的學養、素質。對書家而言，沒有技法方面的基本素質，學問知識再豐厚、學歷再高也沒用，就像有些碩士博士儘管專業素質不謂不高，論寫字可能還不如少年宮裏學書法的小學生或初中生，這麼説有些偷換概念了。就書畫家論，其知識學問背景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是所謂“十三經”體系，極言到民國時期“狂人”黃侃所説的“八部之外無好書（皆狗屁）”，他説的“八部”是《周禮》、《史記》、《毛詩注疏》、《昭明文選》、《漢書》、《説文解字》、《爾雅》、《周易》，是詩、書、禮、易的核心，雖然是驚人之語，也有他的邏輯道理，眼光也獨到。説到這個知識體系，有人説書法史上的大書家都是大官，王羲之是右將軍且不論，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蘇東坡、蔡襄、趙孟緁、王鐸、黃道周、劉墉，最小也是鄭板橋“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有宰相、大學士、禮部尚書、皇帝的大秘書，甚至包括唐太宗、唐玄宗、宋徽宗等帝王書家。
張公者：我們經常説到學養，也常常提及學養之於創作的重要性。只是，關於學養和藝術創作之間的關係，卻很少有清晰的表述。並且，有一些論述，不是把問題談得更明晰，而是相反，越來越玄虛、越來越失去具體可信的操作性。
王家新：書畫家對人文的、世界的認識非常重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齊白石“六齣六入”，黃賓虹、林散之、劉海粟等都談到江山閱歷後對書風、畫風的影響。“搜盡奇峰打草稿”，書畫家不能關在書齋中臨帖臨畫譜，閉門造車，要去為江山寫照，去深入生活、關注現實，去“採氣”。李可染的巨大成就與他不停實地寫生有關，關山月、傅抱石、錢松豾、黃胄經常去工廠、工地、農村、邊疆，所以他們筆下景物真實、人物生動，有生命力，反映現實生活，也使中國畫在上個世紀有了突變，更豐富了繪畫的形制和語境，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一掃文人繪畫鼎盛期過後的僵化和暮氣，為中國畫輸入了新鮮的血漿、補了鈣。還有齊白石，人們看到他畫中有任伯年、吳昌碩、陳師曾的影子，但他筆下的白菜、蝦蟹、犁鋤籮筐以及老鼠、螳螂等，絕對是之前文人畫家們未曾想到或恥而不為的。白石老人將這些什物、生靈定格在他偉大的作品之中，在藝術上是破壞、是顛覆，取了真正的險絕，有驚人的膽識，也就達到了新的高度。他的畫，比所謂文人的創作更像文人畫，文雅之外還多了一份質樸和熱愛，對生活、生命、生靈的熱愛，對偉大自然力的敬畏，他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 張公者：對生活、生命的感悟，對大自然規律的理解與尊重，是學養的昇華，是高級的學養。
王家新：江山閱歷之外，還有人生的歷練，“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藝術家的心宇應如嬰兒般純粹、純潔，是極言其對待名利的狀態。就人生際遇而言，西語稱人間為“煉獄”，倒不失準確，人生況味，世間萬象，藝術家應有更細微的體察，更敏銳深切的感受。因此豐富的人生閱歷同樣重要、關鍵。官場可能要比尋常百姓生活複雜得多，山光物態、風雲際會，因此許多行政人物、政治人物、領袖人物的詩文字跡往往更值得玩味，書法中的資訊量似乎更大。現在拍賣會上前朝、民國人物的書畫價格比一般書法家的高，不能簡單歸結為知名度，其字也確實好。就民國時期書家而言，把康有為也算上，于右任、葉恭綽、郭沫若、譚延，乃至“大節有虧”的鄭孝胥、羅振玉等等，都有政治人物的氣宇、格局、氣象。這裡有人生閱歷的關係。再如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的墨跡，人生或政治意義上的因素就更加鮮明瞭。毛澤東的書法尤為彰顯，在整個書法史上應該留下濃重的一筆，大書特書，只不過作為國家民族的領袖人物，一直不能以詩人、書法家論而已，他首先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也正因為這些身份地位，造就了他在詩詞書法上不可逾越的高度，大筆如椽，天縱豪情。張公者：毛澤東的書法無一筆不合法，而無一幅不創新，堪稱大手筆。于書史獨具一格，是行家高手。其詩詞亦如此，襟懷廣闊。
王家新：王明一生寫了四千多首詩，在回憶錄裏批評毛主席的詩詞不合音韻法度、空洞直白，不如他自己的詩好。我找來王明的詩讀，有功底、有情調，就是缺少了一股“氣”、一種“勢”，一種橫亙古今的豪邁和藐視一切艱難險阻的浪漫情懷。
張公者：近體詩自然要講格律，但這些都是“技”，而且是“輕鬆”可以做得到的。好的詩仍然在思想內容至上，好的書法同樣如是。
王家新：如果讓人們選擇，在心無竹礙、朗朗上口的直白和矯揉造作、曲回隱喻的所謂“意蘊”之間，人民肯定會選擇前者，選擇“毛體”詩詞和書法。毛澤東詩書中的器宇、格局和馳縱，彰顯了我們民族和時代的高度、廣度和張力，博大、精深。 張公者：近現代中國畫創作有突破性。書法創作同樣有大家高手。王家新：在近現代書法裏，我比較喜歡徐悲鴻、謝無量、魯迅、郭沫若、茅盾的字，比較欣賞甚至景仰弘一法師、趙樸初先生的字，這裡首先排除同樣喜歡的白蕉、沈尹默等“職業書法家”。前面幾位或是畫家、作家或詩人，或釋者高僧，即不以書法名世的大書法家。本無意于書，恰恰“無意于佳乃佳”，書法為其他成就所掩。也正因其他方面的“字外功”，成就了他們書法的水準。
張公者：您的作品中時有魯迅字的古雅。
王家新：(20世紀)90年代，我曾癡迷魯迅的書法。大家常常引用郭沫若評價魯迅書法的語句，也激賞郭老的襟懷，我以為，郭沫若是由衷的，有眼力的。魯迅先生的書法綿裏藏針，圓融、蒼茫、從容、內斂，尤其是其間的一股“文氣”，嘆為驚絕。張公者：魯迅的字透出他的文化學養，書名為文名所掩。
王家新：徐悲鴻書法也是為畫名所掩，到今天還沒有被廣泛認知，實有遺珠之憾。
張公者：我覺得徐悲鴻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位書法家。我把徐悲鴻的書法成就排在沈尹默之上。還有弘一法師，弘一法師晚年的書法，也無人間煙火，筆筆含和，不著痕跡，進入化境。
王家新：弘一的丹朱經文，特別是“悲欣交集”，根本無法企及，點畫已徹底刪繁就簡，一片籟寂，只可欣賞，斷不可傚法。
他們的高度源於內心，源於字外功。再不論序次，列舉出白蕉、胡適、鬱達夫、沈尹默、趙樸老、啟先生、沙孟海、林散之、沈延毅、周汝昌、謝稚柳、高二適……，最核心的還在字外功夫。其文化底蘊，或學問、或詞賦、或人格操守，使他們的字跡不單薄，餘音繞梁，常看常新。這些都可歸結到書家本人對世界、人生和藝術本體的認識、修為和態度。對待自然造化和人文傳統應有敬畏之心、謙卑之態、感恩之意、眷戀之情，在此前提下以宗教般的情懷來傳承、研磨、創造，因藝術而使生命豐盈、生活歡愉、生存有意義。應知藝術與科學不同，科學無止境，而藝術亦有無法超越的高峰和極限，有一種“超文明”現象的存在；也應自信，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開出一片新的天地，可以為伊憔悴，獨上西樓，望斷闌珊，得晤佳人。
張公者：書畫家的學養常與佛家、道家思想化在一起，作品中瀰漫著禪味、玄意，也常常是這樣的作品具有耐讀性，並成為經典。很多書畫家到了老年，這種熱愛更為突出，無論行事與文章字畫處處都可表現出莊禪意境。“無去來處”——您曾書寫過，想來您剛過不惑，何故書此四字？
王家新：那是季羨林先生九八歲壽辰前，我們想做十把紫砂壺送給季老，聊天時老人説過這句佛家語，我就寫下來準備拿去刻在壺面上。這個句子我非常喜歡。我們選定的是蓮花器型，用上好的紫砂老泥料。遺憾的是時不我與，慈顏不待，老人家沒等到壺做出來就仙逝了。那年到三○一醫院看望先生時，我説不能祝您長命百歲，應該遙祝“茶壽”，祝您活到108歲，老先生很高興，在小桌子上寫了兩張“相期以茶”，有一幅在我這裡，幾乎是季老的絕筆了，每每想起竟有弘一大師“悲欣交集”的意象。季老去世時，我寫了首五言：“緣結耄耋後，相期曾以茶。不惑我方惑，翁已入仙家。”
張公者：“無去來處”、“相期以茶”。季老等老先生相繼謝世，他們對人生的思考、對生命的思索，是留給後人的財富。
王家新：人們常常暗自追問，我們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從個體生命看，似乎已經有了確定的答案，但從哲學角度思考事物的産生、發展和歸宿時，回答這個設問並不那麼簡單。趙樸老仙逝前寫下的“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似與此暗合。這是樸老的生死觀或生命態度，如此達觀、清澈、釋然，無懼死生，無意去留，卻已證去來。
張公者：書如其人、畫如其人，在更高的層面上，書畫家創作也都離不開對自我、對生命終極的思索和感悟。也因此，才使得藝術創作有了它綿綿無盡的意蘊和魅力。
王家新：《蘭亭序》説“俯仰之間，已為陳跡”，這種喟嘆一旦實證便增添了一份從空中撞向心靈的震撼力和沉痛感。是啊，在宇宙的眼底我們的生命何其短暫，何其渺小，我們所追逐的名與利，糾纏著仇與怨，乃至悲喜著的生老病死都何其微不足道、何其荒唐可笑，猶如《莊子》所言的朝菌之於椿樹，猶如人類眼中的螻蟻、蜂蝶，它們哪知椿樹與人的存在，但也在生老病死、儲食釀蜜，奔波忙碌、繁衍生息。
張公者：《蘭亭序》能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除了書法技法本身的高超外，同時又是好文。一篇好文，不僅是體現于“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而是文中對死生、對人生的感慨與思考。有人認為王羲之在《蘭亭序》中所表現出的是“悲觀”的情緒，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是超越時空的思考。
王家新：這種超越時空思考的結果絕不是看破紅塵，也不是跌入了虛無主義、悲觀主義的深淵，恰恰是通過這樣的認知，更激發了我們去追尋積極的人生、從容的人生、歡娛的人生。正因為認識到時光的短暫，經濟學上稱作“稀缺”，生命才更珍貴，才更應該體味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細節、把欣賞和嚮往的目光投向草長花開、日升月落、雨霽虹起，那些無言的歡愉、短暫的永恒；用感恩的心去裝盛親情、友情和愛情，去勞作、去回報；正因為宇宙的深不可測，世界和生命的變幻無常，才要勇敢地面對，去斬斷荊棘，抖落塊壘，把苦難和悲涼變成人生的財富，發自內心地去護生、去包容；正因為時空的浩渺博大，才更應心存敬畏，以謙卑的態度對待偉大的自然力和延綿不絕的歷史與人文傳統。對於藝術家而言，包括書畫家們，更應有敬畏感、宗教感，將美好的藝術融入生活。這種融入不是衣褐懷玉式的，應將她虔誠地高高舉過頭頂，作為我們生命的寄託和導引，所謂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也以此讓我們存在得與其他生靈們有些區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