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蘇立文
文/凱倫·史密斯
在我目前撰寫的一本書中，有一章涉及到1998年，在此章的開頭我將這一年説成是“混亂的一年”。後來返回頭來又一看，我已記不得究竟為何如此措辭了，在那一章中提到了那一年藝術家們創作的各種千奇百怪之作。不過這章內容並非僅此而已，主要還涉及到與90年代那些重要事件有關的“前衛”藝術，例如“後89 中國新藝術展”和中國前衛藝術、新銳藝術的頭幾次大型回顧展，以及1993年中國第一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還有由當時作叛逆狀的藝術家邱志傑等人為代表的新一代。在代際的過渡中，觀念的衝突引起了充滿活力的分歧，但這種分歧在對新觀念的狂熱追求的表達中也十分暴力。這種狂熱，勾起了汪建偉等藝術家們對於文革初紅衛兵式修辭的不悅回憶。
反思一下，我之所以産生這種“混亂”感是因為當時的分歧突然尖銳地暴露出來，比原先更加公共化，不像以前那樣僅存在於家裏和朋友的小圈子之間，而是被放到了公共的空間。在1998年公共領域的紛雜中，在90年代末藝術圈內同樣的喧鬧之中，我第一次見到了邁克爾·蘇立文，當時是在第二屆上海雙年展（至今也沒有國際化，而且也算不上“雙年展”）的研討會上，那次會議是在位於南京東路的上海美術館樓上的一間陰冷的屋裏進行的。那屆雙年展匯聚了數代藝術家的水墨作品，這些作品分為兩組，主要部分是在上海美術館本部，更為當代的那些則在劉海粟美術館展出。當時，更受重視的是傳統和慣例，而非新一輩那些更為冒進的當代路數，例如仇德樹、王天德、谷文達、張羽、閻秉會、楊詰蒼，甚至是來自香港的傳統一些的劉國松。
在研討會的屋子裏還有很多水墨畫家、中外贊助人、中國的學者和批評家，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學者，包括安雅蘭（Julie Andrews）、林似竹（Britta Erickson）和蘇立文。
水墨是討論的重點，當時的藝術中新出現了各種對於新奇的衝動。對於這些衝動是如何與水墨的狀態以及水墨畫家的觀念相聯繫的問題，蘇立文冒險地説，據他耳聞，北京的一些藝術家的作品正帶著一種十分暴力的當代特質。這個問題絕非無中生有，也非蘇立文在故作姿態：比如蕭昱、孫原、朱昱等人的語言探索，這使得栗憲庭不久之後將1998年的冬天命名為藝術界的“開春”。（1）短短兩周之後，這種語言的力量在北京舉辦的展覽《偏執》上得到了全面展現。同時，蘇立文在上海的這番話所引起的爭論令這位學問如此之深的藝術史家都始料不及，他的抨擊之辭遠沒有所引起的問題深遠（畢竟這是一次學術研討會），尤其是他的一席話引起了外國對於中國文化介入問題的激烈評論。而當時，中國正需要找到一個由自己的思想家所引領的屬於自己的藝術之音。
遺憾的是，這種狂怒卻直指向了蘇立文這位漢學家，而與他一同在場的還有那些最提倡中國藝術的創造自由、表達自由的人們。蘇立文是少數花時間去理解和研究自己時代的漢學家和古典學者之一，因此他的貢獻既在於中國的文化史，也在於對20世紀藝術的文獻方面。這種廣泛的興趣可以從2006年出版的大作《當代中國美術家辭典》（Modern Chinese Artist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中看出來，其中收錄了1800位藝術家的詳細資料，這是對這個時代的藝術家極其嚴肅的記錄和品評。
但和很多漢學家不同，蘇立文對於中國研究的投入並非始於對抽象的過去的研究，而是從年輕時代，從他1940年作為一個和平人士、國際紅十字會志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西南的重慶開始的。我相信，他獨特的個性正和這段經歷有關。我們今天的人很難真正理解在1940年代作為一名反戰的和平人士意味著什麼，當時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不僅是和德國，還是和希特勒。當時，每個人都有自己應該履行的義務：反戰意味著被當成不愛國的少數，必會遭排斥，而且一般會被單位開除。蘇立文在重慶的活動説明，反戰人士並非缺少勇氣，只是與當時的社會主流並不相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就是為什麼1940年代蘇立文在中國和那些藝術家們友情至深的原因。他的這段經歷不僅改變了他的人生，而且也通過他對學術的貢獻極大地改變了西方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理解。他的著述也解釋了隨著新中國的建立，20世紀的藝術家與三千年來逐漸形成的審美價值之間的關係為何發生了變化，這種關係又是如何在文革的狂飆中被徹底改變的。
在1998年與蘇立文的那次偶遇之後，我有幸數次到他位於牛津的家中拜訪。他關於中國現代藝術的力作《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在1996年一經出版便成為了我的重要參考，也成了我們交談時令人意猶未盡、心潮澎湃的話題。此著不僅在當時令我振奮不已，而且依舊激發著我的思考，因為他對自己所研究的這個課題全然出於熱愛，他將藝術放到了第一位，而不是把藝術當成一個他能自居高位的話題，儘管在現代中國藝術這塊幾近荒漠的領域，他無可爭辯地走在了前頭。我從未問過他是否對早年在重慶結識的藝術家們80年代的作品大失所望。雖時移世易，但對藝術懷赤子之心的蘇立文卻興致未減，無論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社會的和藝術的時局如何渾濁，其熱忱如故。反思之，蘇立文治學精博、有容乃大，令我等今之藝術的記錄者受益良多。
（1）栗憲庭，《1990年代中期中國當代藝術的多面化》(The Pluralistic Look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ince the Mid-1990s)，《新千年的中國藝術》（Chinese Art at the Millennium），80頁，Timezone8，香港，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