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作品
20世紀有不少中國的藝術家，對中國和西方藝術之間關係的問題發表了很多意見，其中思考比較多、也比較深刻的一位畫家就是潘天壽先生。應該説，他不僅是一位畫家，而且也是20世紀一位非常重要的藝術史家、藝術理論家和藝術教育家。在他的學術經典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就是“中西藝術應該拉開距離”。
潘天壽先生認為：“中西藝術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但是中西藝術交流的結果是要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拉開距離，而不是中國藝術表現的內容或者形貌、形式語言向西方看齊。”“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個人風格要有獨創性，時代思潮可以有世界性，但表示時代精神的藝術作品、形式風格還是越多樣越好。”從上世紀20年代末開始，這個觀點就貫穿在他的著作中，但是為什麼他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又特別提出“拉開距離”呢？這是有歷史原因的。
20世紀初西畫東漸，對中國藝術産生了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影響。積極的影響大家都知道，西畫以強勢的地位進入中國，對中國畫有相當程度的抑製作用，包括康有為、魯迅、陳獨秀這些人，他們都主張用西畫來改造中國畫，不只是補充中國畫的不足，更主要是改造中國畫。以徐悲鴻為代表的一些藝術家也主張用西畫的造型、色彩、觀念和技巧來補充中國畫的不足，其中也有改造的意思。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改造中國畫的聲音越來越高，特別是在50年代初期，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繪畫傳到中國，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當時的藝術教育，在以西方教育體系為基礎的情況下，又特別引進了蘇聯的美術教育方法，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素描是造型的基礎”。中國畫也以素描教學為基礎，“以素描改造中國畫”背後的意思就是中國畫缺乏造型，缺乏對真實人物形體塑造的技巧。 在這種情況下，從“五四”之後到1949年這個階段，再到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教育的引入，對中國畫的衝擊十分明顯，潘天壽等不少藝術家都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其中批評最尖銳的是潘天壽先生，他提出的“拉開距離”論，實際上是從“五四運動”開始到上世紀60年代這個歷史階段，他看到了這麼多年中國畫所走的彎路，又因為他本人從事中國畫創作，所以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最深刻的、提出的問題也是最尖銳的。
因為潘天壽對中國畫本身有深入的研究，對中國畫的本質、中國畫與西畫的同和異，特別是相互之間的差異理解得也就非常深刻。他認為中國畫和西畫在原理上、在本質上當然有很多是相同的，比如都是要表現人類的思想和感情，但是作為創作體系，這是兩個不同的藝術體系。他認為西畫重視科學，中國畫重視哲學。就是説中國畫不是以自然科學這些法則，如比例、透視等進行創作的，中國畫是哲理的，以書法的筆線為基礎，是平面的，在平面裏用筆墨來表現人類深刻的思想感情。
既然和西畫在表現方法上是不同的，那麼中國畫是不是可以引進西方的觀點和造型呢？簡單從“拉開距離”論這個觀點來看，很多人都認為潘天壽是偏于保守的，是反對引進西畫的觀點和造型技巧的，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潘天壽從20年代末期做青年教師的時候，對中國畫和西畫相互之間的關係已經發表了很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民族的繪畫都是在混交的情況之下才會向前發展，一個民族的文化和藝術不可能採取封閉的態度，關起門來自己發展。他認為中國繪畫的輝煌時代都是由中國畫、中國藝術和外來的藝術交流後才達到的。後來在他的中國美術史、中國繪畫史的著説裏也有類似的觀點，是不是説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潘天壽改變了他的看法呢？不是的，他在60年代其他的言論和著説裏也指出中國畫是可以引進西畫的一些技法和技巧的，但是要適當地引進，要符合中國畫創造原理的引進，要把適合於中國畫創造的因素引進來，不能把和中國畫格格不入的東西引進來。
他曾經説，無論是中國畫引進西方畫的技法和技巧，或者是西畫引進中國畫的技法或技巧，目的都是為了增加各自的高度，也就是説中國畫引進西方的觀點和技巧是為了增加中國畫的高度，而不是削弱這個高度，不是去消解中國畫的藝術語言。潘天壽先生不僅有這樣的言論，而且他擔當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的時候，對中國畫教學進行改革，對全國也有很大的影響。方增先這些當時的年輕藝術家，從油畫進入中國畫創作，對西方的素描加以改造，增添了中國畫的筆墨語言技巧。新浙派的形成，和潘天壽先生當時的理論和實踐有密切關係。
“中西繪畫拉開距離”論現在還有沒有意義呢？我認為是有現實意義的。客觀來講，我們不能否認20世紀在中西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西融合是一個大思潮，徐悲鴻、黃胄、李可染等先生以中西融合的策略引進西畫補充中國畫的不足，這應該説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潘天壽先生的“拉開距離”論並不排斥中西融合的做法，因為中西融合的繪畫，凡是取得成就的，都是把西畫的因素引進到中國畫，增加了中國畫的高度。
在今天中國畫向前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還要繼續堅持走“拉開距離”的道路，現在中西文化廣泛交流，我們仍然需要吸收西方文化的成果，但是最後我們創造的成果應該不是和西方文化相同的，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品格、面貌、情趣和格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