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幾日在南京藝術學院當代視覺藝術研究中心舉辦的“當代藝術與資訊管理”論壇，主要討論了在當下如何處理、使用海量當代藝術資訊的問題。引人關注的是，在此討論過程中，建立當代藝術數據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問題亦被關切的提出，由此引發激烈爭論。
滕宇寧在演講仲介紹了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檔案管理的基本理念，即試圖對既定的知識系統進行重新打掃，並建立起開放、可變的彈性系統。中心現有的數據庫系統，設計了一種點對點的聯合，對於每一個小點都可以進行樹狀的發散式的展開。無論是對於人物、事件還是藝術品對象都進行邏輯化的整理。
在提及分類問題時，她並不否認在當代藝術文獻整理工作中存在的 “暴力”，但她認為這種暴力可以在一種描述性質的敘事中得以消解，並且使數據之間的交錯結構得以凸顯。這種描述性質，體現在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在文獻整理工作上以科學精神取代價值判斷。她認為，在目前的條件下並不能避免這樣的方法，在面對大批量的藝術品和藝術對象，分類是必須的。
但這種分類上的以至對當代藝術進行文獻整理的“暴力”，在吳鴻看來卻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文獻”就是以一種標準或方式整理出來的意識形態。依靠某種專業準則建立起來的當代藝術的數據庫，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有違當代藝術精神的。“當代藝術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了傳統藝術的界限，材料的界限，形態的界限”，我們不需要刻意去建設一個具有自身標準的封閉的數據庫系統，建立在自媒體和網際網路時代基礎上的“超級資料庫”——諸如基於協議的資訊協作方式的百度百科——已經解決了我們對於大量知識庫分類與整理的要求。吳鴻在之後的發言中提及，實際上這也是他致力於網際網路的一個原因，即“如果我們堅持一個傳統的、專業的、經過某種權威和體系洗刷鑒定過的標準，那麼這種標準就可能會大量的遮蔽與我們這個時代共生的一些現象。”在他去年的文章《當代藝術中的乾嘉學派》中，他即提出來在現在的當代藝術的實踐與研究領域中，慢慢的出現了一種國家化和學院化的趨勢。如果把文獻的蒐集與整理建設為一個系統，就會把當代藝術的最初起點或本源給掩蓋掉了。
黃專在談及他在OCAT的實踐時，提到這個機構起初是因為他和巫鴻、馮博一策劃的廣州三年展。當時他們試圖用史學的構架去策展，但是他認為起初他們選取的參展藝術家的名單是毫無道理可言。相比北大持續了近30年的中國現代藝術檔案項目，他的研究對象往往基於其個人興趣和愛好，他會對研究對象進行一些他個人認為儘量符合史學規範的工作。與單獨的藝術文獻工作不同，OCAT更多的把這項工作融入對藝術家的研究和展覽及出版中。所謂的“文獻學”、“檔案學”，都來自主觀選擇。他並不簡單的否定檔案和文獻工作是獨立的技術工作，但同時也認為也不應該把檔案和文獻只是作為技術的對象。所以他的項目更多是在問題架構下的文獻學研究，或者是以綜合專題史及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
在談及“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的早期發展時，朱青生認為80年代主要的一個社會特徵是，任何一個材料都是社會整體問題的凝結和標誌物，藝術家的活動也是整體活動的一部分。今天比較強調藝術家的個體，以前強調的是整體。如果當代藝術家的活動能夠更多的與社會其他領域的活動相結合，就更加能顯示出他們的意義。在這種背景下，藝術檔案的建立就成為一種需要。他認為做檔案的時候要“三證”俱全，即本證、佐證、旁證。在“三證”齊備的情況下，便可基本認定事實的準確性，這個理念貫徹在他在北大進行的古代（漢畫研究）、現代（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當代（《當代藝術年鑒》）的工作之中，例如在《當代藝術年鑒》的編纂工作中，往往提綱挈領，儘量不做判斷或少做判斷，只給出一個大致的取向，而將判斷留給以後的研究者。可以説，北京大學的這些藝術檔案的項目本身並不是學術研究，建立檔案基礎卻是為學術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方便的使用。
注：首屆“當代藝術與資訊管理”是由南京藝術學院當代視覺研究中心於2013年5月30日在南京藝術學院舉辦的學術論壇，發起人為該中心負責人、批評家顧丞峰先生。參與此次論壇的學者有：滕宇寧、翁子健、黃專、夏燕靖、王端廷、朱青生、吳鴻、賈方舟、西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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