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年”早春二月月尾的一天，京城艷陽高照。由“北京太和大方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投資舉辦的首屆“水墨新維度——2013批評家提名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展廳內嘉賓雲集，人頭攢動，好不熱鬧!在本屆展覽上亮相的乃是當代水墨藝術領域裏的各路“英雄豪傑”式的人物，他們分別是：劉慶和、李津、李華生、李孝萱、邵戈、張羽、沈勤、武藝、南溪、梁銓等。説起這10藝術家的産生，就必須提及一個概念——“集團批評”。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最先實踐這個概念的則是由呂澎發起、組織的“首屆廣州90年代藝術雙年展(油畫部分)”，緊接著就是由郎紹君(學術主持)、水天中、劉驍純、王林等人發起、組織的“93中國美術批評家提名展(水墨部分)”。以上兩個大展，可謂是“集團批評”的典範之作。正是在這兩個展覽(“93提名展”後又舉辦了一屆“油畫部分”)，使得“集團批評”這個概念在藝術圈內廣為人知，但也爭議不斷。本屆“水墨新維度”展正是打了一個“旗號”——紀念“93提名展”舉辦20年。於是，“集團批評”的概念重又浮出“江湖”，“亮相”中國美術館。
産生本屆“提名展”10位參展藝術家的提名批評家也是10位，分別是：皮道堅、劉驍純、孫振華、楊小彥、賈方舟、殷雙喜、彭德、魯虹(本屆策展人)、冀少峰和筆者。“遊戲”方法如下：先由策展人和“太和大方”投資公司確定10位資深專家擔任“提名批評家”；去年5月的某一天，再由投資公司出面約請10位批評家到京召開提名、評選會議，另聘法定公證人全程參與此活動並當場宣讀公證結果；提名批評家前後經過3輪反覆提名、無記名投票，才最終敲定了上述10位參展藝術家。這樣做的好處是：1.避免了個體批評家在判斷、選擇過程中容易出現的情緒化的偏頗和視野上的局限；2.“批評家集群”的力量加大了推出藝術家的力度，擴大了參展藝術家的知名度和影響範圍；3.更為關鍵的是：這樣的一種“集團批評”的模式在一個相當的程度上，體現了“學術公器”(在此體現為集體的眼力、判斷力、研究力和決擇)的“正能量”，較為充分地顯示了公正性和嚴肅性。以上三條，通過展覽本身的呈現和公眾的反饋得到了證明。要保證做到以上三條，關鍵則在於10位批評家的學術水準、眼力和道德品格，沒有這些做保證是決計辦不好“提名展”的!眼下的一些所謂的“提名展”之所以産生不了什麼影響力，關鍵點正在於此。從某種程度上説，“提名人”甚至比“被提名人”還要關鍵。因為，唯有前者才是後者的保證。
關於水墨畫(包括中國畫在內)的問題，進入近、現代以來，一直就是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有一個事實卻是不容否認的，那就是：由傳統中國畫而向現、當代的轉型進程，從未停止過。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有人驚呼“中國畫到了窮途末日”!一時間爭議四起，未有結果。但緊接著的藝術實踐卻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由中國畫(其實主要是在新中國建國以後被倡導、扶植起來的“新中國畫”)“一統江山”的格局一去不復返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是“三足鼎立”：傳統型中國畫，如黃秋園等和新崛起的“新文人畫”眾幹將(自然不是全部)；上述的“新中國畫”，如傅抱石、李可染、錢松嵒等和“長安畫派”、“新浙派”、“江蘇畫派”；現代水墨畫，如林風眠、吳冠中等和新崛起的“實驗水墨”群體。當此時，“中國畫”的概念逐漸地被淡出了學術界的視野。正可謂，落花流水春去也!又好比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水墨畫領域迎來了一線生機。進入新世紀以後，更是出現了“四國演義”的新局面，即增加了當代性水墨藝術(亦是具有觀念性的)。這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畫陳舊不堪的老面貌。如何評價這些作品(包括“實驗水墨”)，爭議還是存在的。從學術的層面上講，現代水墨畫仍可能有“翻版”西方現代藝術的痕跡，新的當代性水墨藝術正是在反省現代水墨畫的基礎之上，又往前邁了一大步——而這也是關鍵性的一大步。後者既立足本土文脈和大傳統(而非僅僅局限于文人畫的小傳統)，又具有了國際性的大視野；既不是簡單地“翻版”、“模擬”自身的傳統，也不去簡單地“翻版”、照搬西方任何一個主義或大師，而是創造性地轉換大傳統，做西方人不曾涉足過的新觀念水墨藝術。本屆“水墨新維度”中的“新維度”這個核心概念正應作如是觀。
再深入一步來理解“新維度”，還必須涉及到“兩個系統”和“三個主攻方向”。所謂“兩個系統”即是“筆墨系統”(依然堅持“筆墨語言”為主要表達方法或曰手段)，呈現在“新維度”展覽上的(以下舉例僅限於此展)，如李孝萱(最為典型)、李津、劉慶和、武藝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另一個是“非筆墨系統”(棄“筆墨”而另起爐灶，創自劉國松，發韌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漸成氣候，進入新世紀以後，便走向了成熟，眼下已到了收穫的季節)，如張羽、梁銓等。自然還有徘徊或遊弋于二者之間的，如李華生、南溪、沈勤等。“三個主攻方向”是：1.“工具即是方法”(轉換工具，所謂“革毛筆的命”)，以張羽、梁銓為代表；2.“材料、媒介即是觀念”(轉換材料和媒介手段，所謂“革宣紙的命”)，以南溪為代表；3.“圖像即是轉換”(即“圖像學轉換”)，以李孝萱、劉慶和、李津、李華生為代表。除了上述，還必須提及一個新概念——“都市水墨”(即以都市為表達題材)，如呈現在本屆展覽上的李孝萱(可以説就是始作俑者)、李津、劉慶和、邵戈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或曰佼佼者。以上的簡單陳述僅限于觀念、方法和語言的層面，並未涉及精神層面的問題(容另文予以討論)。
眼下的美術界，到處可見“大師”、“某王”、“名家”(可以千計，甚至是萬計)，浮躁之氣日甚，功利慾望膨脹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樣的“虛繁”氛圍中，唯獨缺少的是真正的、超越功利心的、安安心心做藝術並以它為生命的藝術家(至多是以百計)，而在後者之中，更加稀缺的是可以毫無愧色地回應世界的“中國個案”(幾乎到了個位數，至多也就是數十位)。可喜的是，在本屆“水墨新維度”“提名展”上，就已經有了這樣等級的“個案”(更多的還屬於有此希望的一撥)，這就十分難得了。由此，我還聯想到了另一個話題：水墨藝術的當代性轉型正是中國藝術走向(或曰回應)世界的希望之所在，優勢之所在。
展覽的成功舉辦，離不開民間的力量。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觀察，民間力量的介入，是中國當代藝術生存、發展和崛起的重要保障。不得不令人思考的問題是：在這樣一個事關文化崛起和前途的大局問題上，我們盼望，國家主導性力量，也能有更多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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