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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知識生産的美術館》
一位藝術“行者”的探索之路
作為長達20年的美術館從業者，王璜生將對這個與他的生命已然密不可分的事業的所觀所感，盡然傾吐紙上。各種文體雜陳于一書，既有專論、演講，又有評論、訪談等。其筆觸亦顯多元，或平實、或新穎、或尖銳。一言一語，皆以親身經驗作注，對業內問題進行了獨到的剖析。該書既可幫助門外漢了解美術館背後的工作進程，也為同行提供了一份可資借鑒的工作指南。日前，南方日報記者對作者王璜生進行了採訪，就書中所論及的業內關注的議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探討。
作為我國著名美術館研究者、美術理論家、策展人及藝術家，王璜生曾參與廣東美術館的籌建工作，並擔任廣東美術館館長多年。在任期間，他成功地將當代先鋒藝術力量召集到廣州，使之成為華南實驗藝術重鎮，其中尤以他親手打造的“廣州國際攝影雙年展”和“廣州三年展”最為人所熟知。2009年，王璜生結束了他在廣東美術館長達12年的工作，出任中央美院美術館館長一職。他的到任，也使得這所擁有超過半個世紀收藏史的美術館，迸發出令人驚嘆的生命活力。短短幾年裏，他舉辦了一系列學術價值和前瞻性兼具的展覽，相繼推出的“泛主題展”和“未來展”兩大雙年展品牌，讓業界為之矚目。
王璜生不僅是一名敢於嘗試、引領潮流的“行者”，他在學術上也以新穎獨到的見解而著名。在《作為知識生産的美術館》一書標題，作者便開宗明義地點明瞭他探索多年的“知識生産”的概念。王璜生認為，美術館就是創造知識的空間。他將“知識生産”比喻為“美術館的發動機”，從展覽、收藏、評價到研討，都圍繞構建公共知識體系。
“知識生産”的概念在西方早有成熟的表現。自其誕生之初，美術館便展開了建立“百科全書”式藏館的嘗試。所謂“百科全書”，並不僅從收藏的角度著眼，更強調通過對藏品的分類和詮釋，以生産知識、並對知識加以展呈。然而，由於國內的美術館起步較為滯後，真正意義的美術館成型也不過百年。近年來，美術館雖如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在大江南北，而“美術館時代即將到來”的預言也盛行一時。但與之相較，目前美術館辦展方面的反應仍顯被動，對美術館的評價也缺乏行內公認的準則。種種亂局與迷思，觸動了作者關注和研究的願望。
作者在美術館界“十年如一日”的求索，及其多重身份的實踐與嘗試，使得他的文字因而理據充分又真實可信。王璜生認為，中國的美術館事業“任重而道遠”，首先應虛心向外學習，並踏踏實實做好本分工作。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系主任李公明也指出，作者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了“在實證經驗基礎上進行學理探討”的鮮明特徵，而且“問題意識與實踐意識都十分強烈”。
李公明尤其注意到，作者對“將美術館展覽僅限于知識”的現象作出的批判和反思。王璜生始終堅持，美術館的一切，無論是美術館的收藏、環境，還是知識生産的目標對象，都應該首先站在“人”的角度來討論和考慮問題。在美術館“公共性功能”的問題上，王、李二人亦所見略同。所謂“公共性功能”，即美術館有責任為思想的自由碰撞提供表達空間。李公明還補充道，“公共性功能”實際上是與“知識生産”並行發展的，這一特徵比美術館提供的知識本身更具超越性和普遍性，也更居核心地位。
當然，除了理性的思辨與尖銳的洞見外，書中收錄的文字，也不乏感性的肺腑之言。對於王璜生來説，20年的美術館工作早已不只是一份單純的職業，而在工作、學術和生命之間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聯繫。在《自序》裏，王璜生回顧了自己從事美術館工作的心路歷程。他表示，儘管外人看來，他對美術館的工作已近乎著迷，然而他仍然對其保持著“清醒的距離感”。作為美術館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者，王璜生以美術館的角色、性質和使命為題，作為“臺前幕後”文集的“頭炮”，向讀者更立體化地呈現其“對‘知識生産’的認識和實踐努力”。
自主與監督推動美術館進步
南方日報：您在書中談到，美術館應該包含“四個意識”，即自主意識、史學意識、文化關懷意識和公眾意識。您認為四者之中，哪一種是當前我們所最為缺乏的?
王璜生：從目前來講，我們最缺乏自主意識和史學意識。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美術館必須是學術自主的，也需要具備自主學術意識。我們現在很多的美術館都在被動地做展覽，缺乏自主策劃、研究等的能力，因此，沒有自身“學術”的形象。當然，自主意識也不單指學術，還包括美術館的整體運營。運營的自主性，不是説不需要政府給錢，美術館作為一個公益文化機構，主要的資金來源於政府是必需的。但是，美術館應該有自主運作的能力，包括與社會的機構、個人等的合作，接受社會的支援與監督，更主動的為社會和公民服務等。這樣才能使一個美術館真正進行學術生産和傳遞。
南方日報：您認為我國美術館在運營和贊助方面，與國外相比，還存在哪些差距?
王璜生：首先，國外的美術館起步較早，歷史積累很厚，公眾和社會對美術館本身都有較高的認同度和嚴格的要求。因此美術館自己也具備相應的文化自律性和通識標準。其次，國外有減免稅收的政策，將本來可以歸入國庫的錢，下放給民眾和社會，又反過來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文化事業。這種方式是很重要的，它使許多個人和企業支援文化公益活動。他們可能出於個人的興趣，也可能通過諮詢和比較來選擇支援的對象。而美術館也會受到制約，它必須作出社會所要求的樣子來。它們無論做什麼活動，都要兌現對社會的承諾。再就是，他們有相應的社會管理和監督的機制，如通過基金會或董事會，或社會輿論等，來管理和監督好社會資金及美術館的運作。
總的來説，西方的制度是一環扣一環的。我們的美術館歷史很短，而且，從策劃到布展都缺乏標準，就連美術館界也很難説出什麼是好的、什麼不好。其次，我們也缺乏政策，近年雖有調整，但實際運作非常艱難。在資金上，我們缺乏獨立性和監督。美術館本身也缺乏自主性和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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