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來，不僅那些以裝置、行為、影像藝術、與國際接軌的所謂“先鋒藝術”與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大眾發生斷裂，就是學院藝術家，也在與畫廊、拍賣公司的關係日漸密切的同時，逐漸淡出了社會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在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中逐漸邊緣化。這使我們産生了一個疑問，中國的藝術家是否正在疏離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日益成為孤芳自賞的“小眾藝術”群體?
在這種社會斷裂與文化弱勢時期，當代藝術家必須調整自己，既要了解傳統，也要面對社會完成轉型，使藝術創作在當今中國成為既能上承中國歷史傳統，又能下開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文化樣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經濟、文化也迅速進入了與世界發達國家接軌的大趨勢之中。但是，經濟的發展並不代表文化也同時在進步。也就是説，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在當今中國並不是同步進行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差距，以及關係日趨疏離，導致了當今中國社會的斷裂。這種斷裂，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就已經開始。
當然，造成這種社會斷裂現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主要還是生産力、人的慾望、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被打破了。這三者關係中，生産力的發展會帶動慾望的加強。反之，適度的慾望也會進一步推動生産力的提高。但是，慾望一旦膨脹就難以自製，而且過度的慾望必然會加劇權力的腐敗，導致整個社會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及價值體系的混亂。所以，慾望膨脹時，就需要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隨時對其發揮管束和引導的作用。
然而，當今中國的文化狀況不容樂觀，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傳統文化被打倒之後，也沒有重新被扶起來。本土文化的缺位，使西方文化有機可乘。遺憾的是，對西方文化的迷信並沒有幫助人們解決實際問題。可以説學西方文化，也沒有學好。其實與其説沒有學好，還不如説直接把西方文化拿過來用在中國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恰當。此外，雖然馬列文化幫助中國走出困境，開出一個新的格局，但是時過境遷，如果還只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而不是根據中國國情靈活運用，其在中國的前途也是堪憂的。在這種情況下，當今中國的文化何去何從，是擺在國人面前的一大難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對中國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社會的斷裂與文化的弱勢，對藝術産生了直接的影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於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缺乏自信加上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混淆了人們對藝術的定位與理解，使創作理念失去了指導性的方針。沒有一個很好的創作理念做指導，其創作只能是任人擺布，亦步亦趨，容易走“流行風” ，其結果就只會像一隻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飛。藝術界的這種現象，應該説相當普遍的。如西方的小提琴，本來格高典雅，應該是“動如脫兔，靜如處子” ，但被國內的表演者一表演，就完全變了樣。他們盲目學習西方文化，為了舞臺表演效果，逐漸加入搖滾元素，結果是不倫不類，不中不西。這種情況，發生在很多藝術門類上。在書畫界，日本現代書法、西方現代藝術理念的涌入，對中國本土的傳統書法産生了很大影響，人們把書法拉入到了西方現代藝術的理念之中，出現脫離文字內容、淡化“書寫性”以及書法家的文化修養、片面強調視覺構成的書法現象。應該説，相對於“書法的本意” ，現在人的書法創作水準在下降，同樣，賞析水準也在下降。繪畫方面，更是如此。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畫家對風格樣式以及技術層面的問題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而逐漸退出了對革命歷史與現實社會的密切關注。並且，不去了解與正視“水土不服”這一現象可能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自然規律，而是盲目學習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中那種以表現個體作為繪畫全部生命力的宗旨移植到中國文化上來。最終出現不顧中國現實，不顧藝術與社會的關係，也不顧藝術創作對人産生的影響，而是我行我素，使藝術與社會完全脫離開來。
近十年來，不僅那些以裝置、行為、影像藝術、與國際接軌的所謂“先鋒藝術”與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大眾發生斷裂，就是學院藝術家，也在與畫廊、拍賣公司的關係日漸密切的同時，逐漸淡出了社會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在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中逐漸邊緣化。這使我們産生了一個疑問，中國的藝術家是否正在疏離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日益成為孤芳自賞的“小眾藝術”群體?當代藝術創作和藝術教育與非藝術專業的其他幾億人的生活究竟有什麼關係?對此，他們很少考慮，也很少有畫家關注到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劇變。很顯然，這樣的藝術創作最終只能在脫離社會的同時也為大眾所忽視。
在這種社會斷裂與文化弱勢時期，當代藝術家必須調整自己，既要了解傳統，也要面對社會完成轉型，使藝術創作在當今中國成為既能上承中國歷史傳統，又能下開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文化樣式。
在傳統文化中，道德教育與藝術教育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人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二者完全匯通、合二為一的。在道德教育中，尤其突出強調一個人的責任意識，這同樣也可以用在藝術創作上。這就是講，中國傳統文化是比較強調藝術的社會作用和政治意義的。從歷代藝術的發展來看，真正的藝術都不是孤立的，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而是緊緊圍繞時代來發展的。藝術家通過某一具體藝術表達的個體意識，事實上也是整個時代所共同追求的。可以説，在中國古代，藝術的起源與社會、政治的關係非常密切。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藝術現象。換言之，藝術是為社會、政治服務的。
例如，傳統繪畫主要通過故事情節、歷史典故等比較通俗易懂的現實畫面來引導人們的善惡觀念，進而起到移風易俗的社會作用。古代詩歌藝術當中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 《詩序》 )也説的是這個意思。後來漢代儒家把“詩”的這個特點具體化為“美刺” ，強調“詩”是對帝王的某種委婉的諷諫勸誡工具，更加突出了“詩”的社會意義。“詩”的這個傳統也波及到其他文學樣式。唐代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及韓愈的“文以載道” ，均強調了詩詞等文學形式的社會作用和政治意義。雖然在魏晉時期，有許多文學家參加了繪畫活動，加強了繪畫的技術性和文學性，使得繪畫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可供欣賞的藝術，但是，繪畫的發展與存在始終沒有離開過社會和政治。即便後來文人畫強調個體的張揚，看似與促進社會和諧無關，但是其“不求形似” 、“聊寫胸中逸氣”的自娛“墨戲” ，從另一個方面幫助化解因社會關係緊張帶來的矛盾，也起到了維護社會安穩的作用。表面上看，繪畫的這兩種功能相互抵觸，實質上目的相同。在後來的發展中，人們為了突出繪畫的自我怡情作用，而有意識地擴大了兩者的差異。實質上兩者雖然入手處相異，但最終的目的都是為政治社會服務。
站在這個角度，本文認為當代藝術創作應當突出社會責任意識與政治功能。否則，任何藝術創作都只是脫離社會與大眾的無頭蒼蠅，既無方向最終也容易撞得頭破血流而被淘汰出局。當然，古今差異的出現，與社會結構的變化有著很大的關係。雖然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有著歷史規律方面的因素，但是人們慾望的無窮膨脹以及對文化熟視無睹的惰性，卻是藝術在現代發生斷裂的根本原因。人們在意識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的同時，似乎也在不同程度地努力改變這個局面。而現代人要改變這種尷尬的局面，不但需要無畏的擔當精神，還需要奮起拼搏不受時下風氣與利益左右的勇氣。惟其如此，當代藝術創作才可以凸顯中國文化的固有精神，使藝術不僅能用於陶冶性情、體悟人生，而且還能起到維護社會安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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