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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利爾美術館
弗利爾美術館是美國第一個專業的亞洲藝術博物館，由工業家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2.25－1919.9.25）私人捐建及捐贈藏品，這在美國的東方藝術收藏史上極富典型意義。該館所藏中國古畫達1200余幅，數量為美國之最。
弗利爾生於紐約州金斯頓（位於紐約以北），中學畢業後參加工作，從事過水泥製造、鐵路工程、汽車等行業，在紐約州和大湖區的廣闊土地上，在美國工業大發展時期，他成就了自己的財富。1900年他46歲時退休，把餘下的20年歲月都用於藝術收藏。
他的收藏曆程從歐洲版畫開始，後結識美國旅歐畫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並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響下愛上日本浮世繪和中國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及隨後的美國大蕭條和罷工動亂，促使他赴日旅行，後來結識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對他影響最大並最終將他引向中國藝術的人則是費諾羅薩。
弗利爾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亞洲，在日本參加了費諾羅薩的追思儀式，在中國結識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訪文物古跡，還試圖組織科學考古，在那種亂世中，他並沒有盜鑿石雕帶回美國。回國以後他患了中風，不能再長途旅行，但這次旅行深刻地影響了他的趣味以及他晚期收藏品的增加。他親自購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霽圖》和（南宋）無款《洛神賦圖》卷等，後者原是端方的藏品，端方死後被福開森買下，向大都會索價10萬美元，遭拒，弗利爾則痛快地買下了。他與丹曼·羅斯、福開森是早期美國人中的三位奇人。三人都大量買中國古畫，又各有特點。丹曼·羅斯通過藝術史研究培養出令人驚嘆的敏銳感覺，買到很多高古精品。福開森採用中國傳統鑒定方法，重文獻重筆墨。弗利爾受日本方法影響，注重畫面美觀和視覺衝擊力，不重文獻。雖然那個時代買到的“贗品”現在看來往往也是價值不菲的古畫，但後二人的鑒定失誤率都比羅斯高，這雖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但也是很值得深思的。
1904年，弗利爾向美國史密森尼恩學會（類似于中國的“國家文物局”）動議捐贈藏品並承諾提供建築館捨得資金。可惜當時很少有美國人能欣賞亞洲藝術，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好不容易才説服官僚機構和國會議員們接受弗利爾的捐贈。從那時起到去世，弗利爾一方面更為積極地收藏和宣傳中國和日本藝術，一方面忙於督建館舍。1917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次年館舍也因戰爭而停工。1919年9月25日弗利爾在紐約市病故，歸葬家鄉金斯頓。在他去世後不久，弗利爾美術館終於竣工，並在1923年5月2日開放。
弗利爾沒有孩子，完整保存下來的弗利爾收藏就是他生命的延續。起初他苛刻地規定這個博物館將來不再添加任何藏品，不允許自己的遺贈品離開館舍，也不允許任何外來物和自己的遺贈一起展出，幸好他在去世前不久修改了遺囑附件，留下一筆基金用於“東方美術品的收藏與研究”，允許弗利爾美術館增加亞洲、埃及和近東（西亞）藝術品的收藏。弗利爾美術館這才保持了發展的活力，得以擁有今日的規模和地位。1987年富翁賽克勒的捐贈使國家亞洲美術館被改名為弗利爾美術館－賽克勒美術館。
20世紀開始時博物館品級的日本藝術品的價格已經偏高，中國和南韓的傑作卻相對便宜。弗利爾贈送或者用比作品價值低得多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藏品，以幫助克利夫蘭博物館以及芝加哥、費城、明尼阿波利斯的博物館開始自己的收藏。1915年他搬到紐約，對紐約收藏家圈子産生了持續的影響。他曾經幫助早期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藝術品館藏購買人博施－瑞茨（S．C．Bosch-Reitz）。當博物館討論是否接受福開森（John C．Ferguson）預購的中國古畫時，弗利爾的支援性意見使大都會收下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就包括錢選《歸去來圖》這樣的重要作品。他還把為自己挑選的作品讓給博物館購買，當遇到自己買不起的重要作品時，他會向博物館和其他收藏家推薦，以求把它們留在美國。東北工業區中國古畫私藏和館藏眾多，紐約成為中國藝術收藏的中心，這都離不開弗利爾晚年産生的影響。
弗利爾還促成多家博物館舉行專門的東亞藝術展覽，從自己的收藏中借展品給它們，通常他還會説服博物館配合施行社會教育活動，例如邀請著名學者演講。
弗利爾博物館的首任館長約翰·伊勒頓·羅吉，名義上是臨時的，實際上成了終身的（1921－1942年），他也是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中國日本部業務主管（1916－1931年），有十年時間（1921－1931年）同時掌管著美國的最重要的兩項亞洲藝術收藏，這裡面的平衡與取捨甚是微妙，不過兩館的購買和零星受捐（除去丹曼·羅斯的大宗捐贈）其實不相上下。在他任上，兩館合作資助過卡爾·畢肖普領導的對中國的考古遠征，提升了弗利爾美術館在史密森學會中的學術地位。在中國繪畫方面，他將弗利爾購買物的鑒定歸屬幾乎全部推翻（不過後來的學者證明他矯枉過正了）。在他任內，館裏添購了不少名畫，如南宋閻次於《山店圖（松磴精廬圖）》方頁、龔開《中山出遊圖》卷、元人鄒復雷《春消息圖》卷等。
1979－1993年擔任弗利爾美術館東方部主任的華裔學者傅申給該館的收藏帶來明顯的變化。傅申先生早年為書畫家，曾經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工作，後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他對藏品的品質和真偽有更嚴格的鑒別，又在中國繪畫資源尤其是宋元作品日漸減少的情況下，開拓了書法收藏這一新領域。如1980年由翁萬戈出讓的（明）王寵《行草書荷花蕩六絕句》卷、（明）徐渭《草書詩》卷、（明）嚴澂《摹褚遂良哀策》冊，以及從其他途徑入藏的翁氏舊藏（清）戴本孝《詩畫》冊。1981年傅申還與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合編《歐美收藏中國法書名跡集》，成為刊登載錄國外法書藏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弗利爾和羅吉時期購買的中國繪畫都以挂軸為主，一是受日本影響，二是展示效果好，傅申在任期間明顯增加了手卷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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