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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如琢如磨
談起擔任總策展人的過程，邱志傑透露，之前有一些國際策展人給上海雙年展藝委會遞過案子，可能不太滿意，於是學術委員會主席許江提出讓邱志傑“犧牲一下，做個提案”。邱志傑做提案的方式是群策群力，請自己的二十個個學生，每人交一個案子，綜合一下很快就拿出兩、三套提案，藝委會一看就決定下來。之後便找他來當總策展人。
藝委會接受了學術主題結構之後，邱志傑就開始根據結構需要來挑選合作策展人。在邱志傑心目中，適合的合作策展人當然不止目前這三位，但有的忙，有的嫌錢少，各種情況都有。
邱志傑對現在的合作策展人評價是：鮑裏斯·格羅伊斯是理論大師，對東歐和中東的藝術家比較熟悉；晏思·霍夫曼是勤快的實踐者，手頭藝術家名單一大堆，對拉美的藝術家非常熟悉，策劃過伊斯坦堡雙年展，對中東也熟悉；張頌仁對印度、南亞這一帶非常熟悉。
基本上，四位策展人各自先提十五至二十個名字，每人都側重於自己那一塊，然後大家將提名整合起來，總策展人對合作策展人的提名加以研究，給出最終結果。期間，會出現名單重合，就是説，兩個都想到同一個人。也有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家辯論，完了之後，最終決定權當然在總策展人那裏。如果名單裏有一些名字，雖然總策展人不那麼喜歡，但合作策展人非常堅持，那麼總策展人會尊重合作策展人的決定。就這樣，通過郵件和面談，反覆地切磋、琢磨，邱志傑到去紐約去找鮑裏斯、晏思，而張頌仁則在香港，可以經常見面，名單一點點確定下來。
目前，整個主題展的參展人數大概為九十多，整個展覽圍繞著“重新發電”的主題，以溯源、復興、造化、共和四個板塊為敘事邏輯，將所有名單上的藝術家或者藝術小組納入框架之中。
儘管有諸多不順，邱志傑還是很樂觀。如果發生一些問題，導致展覽最終呈現的不完美，邱志傑表示“不擔心”。即使出現藝術家沒來，或者開幕後布展未完成等情況，他不覺得“有什麼丟人”，畢竟之前的很多設想，有一些確實就是不現實的。只要展覽能呈現出一種氣場和格局，事情就已經在那裏。
以下是採訪實錄：
上海雙年展是一個政府主導的重要文化項目，當初您為何考慮參與到該項目之中，並擔任總策展人一職？
邱志傑：上海雙年展雖然是由政府主導，但是整個雙年展的體制從2000年起就開始採用國際策展人制度，這種制度給策展人相當大的自由。另一方面，這事情沒有辦法一刀切分成政府還是民間，因為在學術上，對上海雙年展起重大影響的藝委會是由各種各樣的藝術家組成，學術會議包括劉建華、楊福東、丁乙、周長江、盧輔聖等上海藝術家都有參加，學術委員會主席一直是許江，所以其實這是一個上海各個層面藝術界人士都有發言權的平臺，而我是對這個藝委會負責的。我提名的藝術家，藝委會都是看過的，而且都是七嘴八舌討論過，激烈反對的我也拿掉了。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您説它是官方，但是這個官方本身又有非常專業的基礎在這裡面。本屆雙年展的策展，之前有一些國際策展人給他們遞過案子，然後大概藝委會不太滿意，後來許江説‘邱志傑，這個明年展覽很重大，您得犧牲一下，您做一個提案吧。’那我做提案，其實是群策群力，我的20個學生，每人教一個案子，綜合一下，很快我就拿出兩三套提案，他們一看就確定下來。之所以這麼塊，因為我們是美術學院，當然有這個學術優勢。後來組委會就説找我來當策展人，做之前我當然就知道工作量很大，過程將會非常困難，是一場煉獄。但是上海雙年展它又非常重要，它的影響力跟某個獨立策展人策劃的民間展覽是不太一樣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影響中國的整個藝術生態。而今年很吸引我的就是因為美術館搬家，必須重新設計體制。不是每一代策展人都有這種機遇參與歷史，所以它雖然是挑戰，存在著巨大的困難，但是也是巨大機遇。
本屆上海雙年展策展團隊除了您，還有張頌仁和兩個國外策展人組成，團隊成員之間是如何分工合作的？是否對一些重大問題有過分歧？如有分歧又是如何解決的？
邱志傑：策展人是我挑選的，藝委會接受了我的學術主題結構之後，我就根據這個結構的需要，來思考挑選策展人。當然我理想的不止這兩個，有的忙，來不了，有的嫌錢少，各種情況都有。鮑裏斯·格羅伊斯是理論大師，對東歐和中東的藝術家比較熟悉。晏思·霍夫曼是勤快的實踐者，手頭藝術家名單一大堆，特別對拉美的藝術家非常熟悉，策劃過伊斯坦堡雙年展，所以對中東也熟悉。至於張頌仁，他對印度、南亞這一帶非常熟悉。歐洲、美國當然是每個人都熟的，只要在這個圈子裏面混。那麼基本上，我們每個人先提15至20個人的名字，每個人提名當然都側重於自己那一塊。中國藝術家主要靠我來提，他們幾乎不認識。然後大家將提名整合起來，我會對其他策展人的提名人選加以研究。其實還是有很多重合，就是説，他也想要，我也想要，因為我之所以邀請他來策展，就是知道他跟誰的關係密切，跟哪個藝術家曾長期一起工作。當然也有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家辯論，完了之後，他放棄，最終決定權當然在我。當然名單裏也有一些我不是那麼喜歡的人選，但他非常堅持。那麼我想我既然邀請他當策展人，他有他的道理。所以就這樣通過郵件和面談，反覆地切磋、琢磨，我去紐約去找鮑裏斯、晏思，跟張頌仁經常在香港見面。形成這麼個初步名單後，大家坐下來再討論，我覺得還少了誰，或者説，這個人我覺得不太靠譜，再改再加，就是這種方式來形成最終結果。
在接手本屆雙年展策展工作之後，您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邱志傑：最大的困難一個是時間緊，一個是資金少。然後美術館的體系還不完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是全新的，體系還不完整，什麼部分都沒有，等於沒有人。另一個困難主要是預算緊，其實我大多數的精力都在找贊助，然後這恰恰是我最不擅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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