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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逐條分析，筆者實際上是把書畫收藏最大的疑惑揭示清楚了：因書畫收藏不像陶瓷收藏可以先收藏一批標準器碎片、殘片，或標準器中的典型器，然後再通過陶瓷收藏者個人的研究、感悟，最終運用“標形學”方法，用標準器來對比鑒定，最終得出自己是否該收藏某件陶瓷器的鑒定結論。普通的書畫收藏愛好者，如靠自學學書畫鑒定，幾乎不可能學好、學深、學透書畫鑒定這門功課。
所以，經濟實力再雄厚的書畫藏品投資者，如想在拍壇上競拍歷代大名家書畫藏品，縱然個人有一定的鑒定修養、鑒定經驗，但只能憑耳朵“聽”文博專家的鑒定意見後才能最終決定是“搏”還是不“搏”?這裡又隱匿著兩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
第一，收藏曆代大名家書畫永遠只能靠耳朵“聽”文博專家的鑒定意見，少了自己定奪權的同時也少了個人收藏賞玩的最大樂趣。第二，收藏曆代大名家書畫永遠只能靠耳朵“聽”文博專家的鑒定意見，那麼你是聽南方謝稚柳式的意見呢?還是聽北方徐邦達式的意見呢?因為同為當代書畫鑒定權威，南方的謝稚柳與北方的徐邦達曾經因為鑒定一幅張大千的名畫，意見不一，鬧得沸沸颺颺。此處又從收藏學引發出一個社會學問題：當書畫收藏鑒定自己無法做到“信物”，只能“信人”時，“信人”比“信物”就更重要了。
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好，藝品(眼力)也好的書畫鑒定專家，你的書畫收藏已成功了一半;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好，藝品(眼力)亦差的書畫鑒定家，你的書畫收藏已失敗了一半;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差，藝品(眼力)卻好的書畫鑒定專家，你的書畫投資已危機四伏;當你相信一個人品差，藝品(眼力)亦差的書畫鑒定專家，你的書畫投資已離破産不遠了。所以，無論是何種收藏愛好者，在新世紀後都會面臨書畫收藏最大的困惑，那就是“看”鑒定，還是“聽”鑒定?當然，用眼睛“看”是過程，用耳朵“聽”是程式，最終用心來判斷“信”還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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