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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政治
從一開始，安德列·布勒東就把超現實主義指向“生活的主要問題”。超現實主義改變生活的態度中包含著清晰的先鋒派信念，即社會和政治的激進主義必須與藝術創新相結合。這就是超現實主義與形式主義之間最關鍵的區別。在一篇藝術家同科學家對話的文章裏，聖西門賦予“先鋒派”一詞以現代文化的含義：“是我們，藝術家們，將充當你們的先鋒。因為實際上藝術的力量最為直接迅捷：每當我們期望在人群裏傳播新思想時，我們就把它們銘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畫布上……我們以這種優先於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聾發聵的成功影響，我們訴諸人類的想像和情感，因而總是要採取最活潑、最有決定性意義的行動……對藝術家來説，向他們所處的社會施加積極影響，發揮傳教士一般的作用，並且在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時代裏衝鋒陷陣、走在所有的知識大軍的前列，那該是多麼美妙的命運!這才是藝術家的職責與使命……”。3“每件事都留待去做，所有的方法肯定值得嘗試，只為徹底根除家庭、國家、宗教觀點。”布勒東在《第二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的文字有力地激發了超現實主義者在政治上毫不妥協的天性。
超現實主義者與政治的聯繫始於1925年，當時他們反對法國對摩洛哥的殖民戰爭。到1927年，他們的強烈抗議不僅針對法國右翼政府而且還針對總體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為此他們還加入了法國共産黨。儘管存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動蕩，但20世紀30年代國際形勢急劇發展，隨著法西斯力量的抬頭，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無數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共産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兩種截然對立的政治影響—超現實主義的原則和價值在各種各樣的新環境下吸引了左派和反法西斯主義的藝術家和作家。它常在其他國家達到了在法國不可能達到的高度。1936年，布勒東旅行來到墨西哥以加強托洛斯基和壁畫家迭戈·裏維拉在意識形態上的聯繫，這為超現實主義在拉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在此後的拉美民族解放運動中，超現實主義運動一直髮揮著重要作用……那麼，從實際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來看，它們在那段動蕩不安的歐洲政治史中所作的貢獻到底有多大呢?
從一開始超現實主義就極具先見之明地對歐洲中心的設想提出質疑。首先，超現實主義在反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問題上有其政治意義。達達主義雖然出現的地點多種多樣，但它卻是高度西化的，而超現實主義則是一種國際主義的文化自由態度。1929年，超現實主義者在比利時的超現實主義雜誌《變體》上發表了他們重新繪製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上根本沒有美國和法國，而波利尼西亞、墨西哥和阿拉斯加卻變得異常重要。在此我們可以了解超現實主義具有深刻的反殖民主義精神。
對於種族以及殖民問題的關注源於他們對個人自由的關注，但這些個人化的運動以及非理性的思想與“強硬”的政治世界的聯繫又是怎麼樣的呢?
超現實主義者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者，但布勒東不斷呼籲團體要同心同德，也不斷地按照政治集團的原則開除成員，故意把超現實主義變成一場運動。説到底，他是在調和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思想。布勒東相信男人的思想自由應該與社會革命相適應。
本傑明·佩雷特、曼·雷和安德烈·布勒東 攝于1935年
隨著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精神解放可以單獨進行，還是必須首先消滅資産階級物質生活條件?”圍繞著這個問題的爭論，運動內部開始分裂。《超現實主義革命》主編皮埃爾·納維爾主張首先要投身革命，運動要為革命服務。布勒東則認為運動本身包含革命，運動要保持絕對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監督。於是運動産生分化，從1924年1942年，他發表的三次超現實主義宣言，旨在澄清與提出超現實主義團體所面對的最新問題，或者説，重新面對絕對自由的可能。先鋒派不僅是一種致力於介入日常社會生活領域的藝術運動。布勒東一方面強調藝術與生活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強調藝術的自主性，他這樣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了革命而保持藝術的獨立性，為徹底解放藝術而搞革命”。
1928年納維爾離開了超現實主義團體。形勢迫使超現實主義者在鬥爭面前作出抉擇，原有的裂痕擴大了。超現實主義者先後離開超現實主義參加共産黨或是去西班牙參加戰鬥。運動開創時期的骨幹相繼離去，幾乎只剩下布勒東一個人還在堅持運動的宗旨。運動處於低潮，但它並沒有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布勒東在美國和馬塞爾·杜尚一起開展超現實主義的宣傳活動。1946年他回到法國，繼續創辦雜誌，多次舉辦國際超現實主義作品展覽，雖然其影響波及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中美、南美地區、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畫家，參加超現實主義國際展覽的達14國之多，但是超現實主義在法國被佔領期間在戰爭中缺席，遠離了反抗行動。或許超現實主義以及布勒東堅持原則毫不妥協的獻身運動的姿態以及號召力，在面對歷史事實時已無力辯駁。
超現實主義參與政治的結果是似乎沒有他們預想的那麼轟轟烈烈。雖然超現實主義的藝術主張和政治追求之間頻繁出現分歧和悖論。但卻在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思潮中復活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在超現實主義運動的某一時期和這一運動聯繫密切，情境主義論者通過他繼承了超現實主義的總體信念，深信日常生活(包括夢、性關係、與城市空間的談判等)都屬於應當發生革命的範疇。他們都以慾望至上為基礎，這是超現實主義政治真正的起點。
巴爾蒂斯 《玩牌者》 130×163cm 布面油畫 1950年
精神革命
從1918年到1924年，超現實主義者是無政府主義暴力的信徒，對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屑一顧。我們不應該把《超現實主義革命》和《為革命服務的超現實主義》混為一談。《超現實主義革命》第一期于1924年12月1日出版，《為革命服務的超現實主義》1930年7月才問世。1924年的刊名説明超現實主義者是一場詩歌、精神或文化領域的革命的發動者，而1930年選用的刊名則為他們的行為烙上了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印記。從理論上講，第二個刊名為超現實主義者加上了革命戰士的美名，但他們必須服從共産主義革命的需求。而事實上，布勒東和他的朋友們絕不會變成政治鬥士，更不會聽命于法國共産黨和共産國際。革命的經驗在超現實主義的早期還只是一種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革命的虛無主義”，一種“貪婪的否定”和叛逆的體驗。超現實主義革命是一場有關詩歌和想像力的實際的革命，與另一場政治革命格格不入。
超現實主義團體在巴黎 攝于1956年
超現實主義思想的核心在於反叛：一方面，超現實主義運動是一場反抗性運動。其目標是否定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擺脫倫理和理性的束縛。詩歌賦予布勒東及他的超現實主義盟友們一種尋回失去的自由的途徑，並通過這種創造性的活動，將其自身從傳統的美學束縛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超現實主義運動還是一場解放性運動。它是一種對幸福的嚮往，意圖將正與反、靈與肉、現實與想像結合起來。布勒東想要表達出人類思想在夜間的那一面，在倦意中、瘋狂中和半夢半醒中所表現出的那一面。他認為，要忠於潛意識，語言就應是自發的、下意識的。因此，記述夢境，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下任憑想像的馳騁，將精神與潛意識相通，釋放出真實的自我，便成了超現實主義者的主要活動之一。超現實主義並不是取消了藝術，而是把藝術普遍化，把詩的體驗擴大到生活，使之變成為一種世俗的宗教，也就是體驗真理的領域。超現實主義者認為他們進行的是一場“精神革命”，對以理性為核心的傳統的理想、文化、道德産生懷疑。
作為一場運動，超現實主義確實一直持續到1966年布勒東的去世才結束，期間有時還有出現戲劇性的蓬勃發展。後期該運動的典型手法幾近“媚俗”，它再也無法企及曾經達到過的高度。然而矛盾的是，它的影響遍佈了整個世界，如果説它曾經和共産主義結盟，那麼它的並置及迷惑技巧現在則變成了後期資本主義的基本宣傳策略。
有人説，人類最偉大的發現並不是哥倫布的地理髮現或者牛頓、愛因斯坦的物理髮現，而是對於自己心靈的發現。物理和地理的發現是一次性的，而心靈的“發現”不僅存在於尼采或弗洛伊德的著述裏，而且持續地存在於達達和超現實主義以及整個現代主義藝術之中。每一件直接揭示心靈的真正藝術品，都是嶄新的和動人的。超現實主義思想所提倡的拒絕與反抗的精神，照亮了人們追尋自由和解放的夢想。以布勒東為代表的超現實主義者的文學創作思想，在文學批評、倫理道德、藝術、教育等領域都引起了強烈反響，使得超現實主義不再僅僅局限于一場文學運動，而已然成為綻放于20世紀法國思想領域中的一朵奇葩。當然，當我們面對令人不滿的現狀時，僅僅是拒絕、懷疑和反抗還遠遠不夠，如何行之有效地去改變現實，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仍舊是人類一個永恒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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