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當代文學60年”國際研討會上，兩岸四地的華語作家和學者聚在一起回顧和反思了60年以來的華語文學。那麼華語文學的未來呢？3年後，也就是在前天，香港城市大學舉行了“兩岸四地世界華語文學前瞻”國際研討會，詩人余光中，作家嚴歌苓、李昂、林白，學者陳思和、葛浩文等兩岸四地作家學者再次聚首，瞻望華語文學的未來。
翻譯華語文學最著名的美國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文壇有諸多障礙，一方面是中國作家很難寫普遍意義上的“人的文學”，語言創新不夠，編輯與作家的合作欠缺。台灣詩人余光中則強調了翻譯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重要性，結合台灣過去幾年的政治背景，反思了文學在過去幾年與政治糾纏不清的關係。
葛浩文：作家要聽編輯的建議
我不是一個評論家，也不是歷史學家，更不是預言家，所以“前瞻”這個問題就很難説，我只能看眼前的中國當代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很難進入世界文壇，可能有三個障礙。第一跟周作人1920年代所説的“人的文學”有關，他説古代文學以及明清小説是中國進步的障礙，他説我們應該寫一些有關“人”的作品。那時，魯迅、周作人等很多作家都在寫廣泛的“人的文學”。後來中國遇到一連串的戰爭和政治運動，很難寫中國以外的普遍意義上的“人的文學”。在我看來，作家思想方面的問題在於，或者是民族意識比較強，或者是對中國以外的世界了解不夠深。第二是語言的問題，現代的中文遠遠不如過去的中文。凡是説到一個事情能用成語表現的，就用它了。“驚心動魄”、“容光煥發”，諸如此類的成語和詞彙用得太多。我做翻譯時，用英語翻譯這些成語就很單調。第三個問題（很嚴重），作家不夠細心，也可能是缺少編輯刪改作家作品的傳統，常常出現錯誤連篇的現象。中國作家常要求編輯一個字都不能刪改，而在其他國家，作家都要聽編輯的建議。翻譯，是作家最誠實的、最細心的、最老實的、最關心他作品的讀者，我能改他的錯誤，處理小説中的成語，可是對於作品的思想、結構，愛莫能助。
余光中：譯者是不創作的作家
譯者很重要，因為世界文學、文化、宗教，若沒有翻譯，就無法傳播，比如聖經、佛經。沒有翻譯，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學就少了他山之石。一本書，經過好幾種專業讀者的考驗還能傳承下來，才是經典。比如評論家夏志清説錢鍾書好、張愛玲好，接著很多人跟著説好，然後他們就留下來了。還有編選集的人，編來選去一直是它們，它們就是好的了。還有一關，翻譯家是最苛刻的讀者，因為每個字每個句他都要考慮，還能通過這關就是經典。
一位翻譯家是沒有論文的學者，是不創作的作家。
對於華文文學的普及，我留意過大陸中學和大學的語文課本，因為他們編選了我和其他台灣作家的作品。在台灣，很多人都不知道大陸的語文課本是怎麼一回事，以為停留在“文革”時期，其實有三個單元，古典文學的文言、新文學的白話以及翻譯的世界文學。在台灣的課本裏，缺少的就是世界文學。而在民進黨執政的前幾年，他們還要把文言趕出國文課本，要把閩南語作品放進去，白話文文學飽受壓力。所以在那時，我在台灣被稱為外省作家，在大陸被稱為台灣作家。
華文文學要有經典出現，教科書很重要。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等的作品（出現）在課本裏差不多就有半個世紀了，課本的改變，多少表現出文化教育界的改變。我聽説香港的中小學有一個年級的課本裏本來是魯迅，最近改成金庸。還有一個現象，台灣的課本完全不用大陸、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反而是大陸、香港都用一些台灣當代作家的作品，這是台灣要反思的。
在台灣有一種兩極現象，不久前作家黃春明去台灣成功大學演講，居然有一位副教授説他不用閩南語寫作。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系工作，不少同事是美國留學回來的，可他們就算回到了台灣，還是送子女進台灣的美國學校。
嚴歌苓：文化也需要翻譯
我們很多作家的思維方式從小到大都已經固定了，有套路的表達方式、套路的語言。怎麼去打開你自己的表達方式，這是中國作家走向社會的第一步。大家都很焦慮誰能得諾貝爾獎，可是我們1980年代之前的經驗，普通讀者是讀不懂的。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生活經驗開始跟其他國家接近了，但我們最好的作家還不知道用怎樣的語言寫這种經驗。沒有懂得就沒有同情，沒有同情就沒有欣賞，沒有欣賞，中國文學怎麼走向社會。
一直講要跟世界接軌，要文學輸出，可是到法蘭克福書展（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主賓國）一看，就是個中國大集市，作家團隊去有用麼？
關鍵是中國作家的作品要能讓別人理解，要可譯。很多時候，所謂的翻譯只是文學的翻譯，文化沒有翻譯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