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比剛剛結束的香港藝博會，國際化，是多數中國畫廊，也是中國不少藝博會策劃者心中的理想，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通往這個理想的道路上，往往橫亙著如許之多的困擾。高額的關稅、審查制度、拍賣行的直接介入都使國內藝博會的國際化之路走得十分坎坷。而放下身價，走低端市場，又怕從此再也回不到高端的行列，國內藝博會的國際化，勢必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2012香港藝博會上，有來自世界38個國家的266家畫廊參加，參展作品包括影像、雕塑、裝置、油畫等等各種藝術門類，當代藝術界知名藝術家作品悉數到場。
每年一進入春末夏初時節，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藝術博覽會儼然如連續盛放的鮮花般在各地甦醒過來，除了5月20日閉幕的香港藝博會，每年6月初在瑞士中世紀之城舉行的巴塞爾藝博會即將鳴鑼開鼓，之後便是10月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弗裏茲(FRIEZE)藝術博覽會，12月初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的巴塞爾邁阿密藝博會。中國國內的藝博會也跟隨著世界潮流，集中于一年內氣溫感覺適宜的兩個高潮期。既然名為藝術博覽會(ART FAIR)，收藏與銷售才是正道，藝術博覽會自然有別於世界各地的藝術雙年展，人們關注的是其學術主題和各種藝術新潮與新人新作。
2012年，包括藝術北京、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等等在內的中國國內藝術博覽會因為各種各樣針對規範藝術市場的法律法規的出臺而顯得有些風雲莫測，藝博會的基本組成人群——畫廊畫商、收藏家、藝術投資顧問、策展人、美術館館長、藝術評論家、藝術家們在無法預測“當代藝術會不會就此止步不前”的前景之下，紛紛選擇了在藝博會現場舉起了相機，而非刷信用卡。
在5月20日剛剛結束的香港藝博會上，鄭林等不少藝術界人士向《東方早報·藝術評論》慨嘆，近日，藝術圈內甚囂塵上的某些非利好傳言，讓許多來自大陸的買家此番出手十分謹慎，看的人多，買的人少，對於把中國財富當作暌違目標的西方畫廊來説，雖然2012年香港藝博會的參觀人群較之去年又增長了6%，達到67205人次，但成交量相對於去年，未必有實質性增長。
被西方藝術龍頭——巴塞爾藝博會收購了六成股份明年即將更名為巴塞爾-香港的香港藝博會，因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環境，是中國藝博會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藝博會。香港是中國畫廊出征海外的一個跳板，就國內畫廊來説，參加香港藝博會就是通向西方的門票。
國際化，是多數中國畫廊，也是中國不少藝博會策劃者心中的理想，但在目前情況下，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往往橫亙著如許之多的困擾。
都有一個國際化的夢想
藝術博覽會——這樣把畫廊集中在一起，如同百貨店、超市那般針對收藏家集中展示、購買藝術品的展覽與交易體制，本身就來自於西方。在西方，對於藝術市場上的上層買家而言，藝術博覽會已經取代拍賣行成為最重要的活動。考量一個藝博會是不是“國際化”，本地區與其他區域參展機構的比例是最簡單的標準，沒有吸引到更多的國際機構參展就意味著市場不會有太大變化，財富的新生力量與分佈也不會有太大變動。但把東西方畫廊放置在同一空間中用同一標準進行審核也是非常殘忍的。
北京的藝術生態在全盤拷貝西方後，國際化原是最初的夢想。只是在經歷多年發展後，北京藝術博覽會從最初的國際化回歸到了本土化。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CIGE)于2004年在京舉行，一直主打國際牌。諸如紐約高古軒老牌畫廊都曾參加過這一藝博會。而直到2009年第六屆CIGE上，國際與本土參展畫廊比也為7：3。然而，從第七屆開始，CIGE也轉變策略，由本土畫廊來撐場面，參展的50余家畫廊中近七成為本土畫廊。而今年的CIGE上本土和國際畫廊比為5：1。
每年9月初開幕的上海當代(Sh Contemporary)依舊自我陶醉在“亞洲高端”藝博會的自我設定形象中，因為由義大利博洛尼亞集團掌控，參展的費用基本都以歐元結算，走馬觀花般連續換過四任總監的上海當代——且四任總監全部都是對於藝博會頗有執掌經驗的外籍人士，雖然資源不可謂不多，經驗也不可謂不多，但上海當代幾乎每年都要根據新任總監重起爐灶，重新調整策略，相比較香港藝博會五年來從未換帥，始終由馬格納斯·連夫魯(Magnus Renfrew)率領一路躋身國際一線藝博會的持久性，這樣的“國際化”似乎更有內耗的嫌疑。
每年11月初的上海藝博會，並不是一開始就高舉平民的藝術博覽會為旗號的，從1996年懵懵懂懂的開始，上海藝博會也有著國際化的夢想，“要打造亞洲最大的藝博會”。但是上海藝博會上屢屢出現的一些國外新畫廊帶來的國際當代藝術界早已過時的作品，卻讓人無法將其和國際化相聯繫。國內藝博會上經常出現的那些作品“達利、羅丹”，在國際藝博會上早已絕跡許久，沒有人會把他們的名字與國際藝博會的名字相關聯。不過事實是，自從2004年達利的作品首次出現在上海藝博會上之後，達利雕塑的身影幾乎不厭其煩地出現在此後歷屆藝博會中。羅丹雕塑亦是如此。羅丹名為《吻》的雕塑，也時常光臨上海藝博會。還有2002年法國雕塑家愷撒作品《大拇指》以26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被證大集團收購，還有去年在世貿中心門口豎起的巨大的紅色“辣椒”雕塑以至於小型複製品在場內熱賣，這些雕塑，在歐洲早屬於已經被複製濫掉的毫無價值的收藏品。
這些借助早就出局的所謂“西方藝術大師”作品登上並不知情且聽之信之的媒體版面的外國畫廊，借助中國藝博會這個平臺打造名聲的做法，原本就使得藝博會從成交性平臺轉向“作秀”的平臺。
國際化藝博會
費用多“專業性”強
對於畫廊來説，參加國際化的博覽會是有代價的，僅僅高昂的參展費用一項，就足以成為一項藝博會的準入門檻，把許多畫廊擋在門外。
巴塞爾每年6月在萊茵河畔的中世紀之城舉辦，900個畫廊爭取290個展位，每個畫廊都有一個最少3年的準入考核期，最小的展位租金是1.7萬歐元，加上其他花費，每一個畫廊的參展費用差不多4萬歐元，每年還有5%~10%的畫廊被淘汰出局。邁阿密-巴塞爾藝博會一個80平方米的展位，租金是11萬美元，但這個價位還包括了其他費用。舉辦邁阿密博覽會的目的是吸引南北美洲的財富，他們只提明星藝術家，而不提他們的代理畫廊。
香港藝博會5天的持續時間，17000美元起的展位出租費用對於任何一家參展畫廊來説都是一個不小的開支，加上藝術品的運輸費用，工作人員的來回機票、食宿，藝術品目錄的印刷費用、推廣活動經費，這筆投入可能在17000美元的基礎上連翻幾番。連參展過的東京畫廊都覺得這個費用貴得離譜。
相對於此，每年11月初在上海世貿商城舉行的上海藝術博覽會同樣持續5天，但是僅僅展位費一項差不多只有香港藝博會的一半——50000元人民幣的標準展位費。參加上海當代(ShContemporary)的費用因為要用歐元結算，比上海藝博會顯然要昂貴許多。上海香格納畫廊每年參加藝術北京、CIGE，上海藝博會、上海當代，每個藝博會的花費至少十幾萬元人民幣，以歐元計算的上海當代的展位費堪稱其中之最，“增加個燈泡也要幾百塊”，香格納畫廊負責展覽的工作人員透露。
即使比參加國內博覽會要高出翻幾番的昂貴費用，仍然阻擋不住畫廊參加海外國際博覽會，包括香港藝博會的洶湧熱情，這樣的付出，成都千高原畫廊的主持人劉傑依然“覺得很值得”，因為相對於國內藝博會的組織布展場面的淩亂，瓷器、漆器與當代藝術共同分享一個展覽的“寬容度”，展場內電線都可以絆倒參觀者的粗糙，高昂的費用付出，換來的是非常“專業”的服務和細節構建。
雖然“專業”也是上海當代的旗號，但是這個字眼顯然更需要細節的填充，比如展覽導覽圖冊的設計，場內燈光亮度空調溫度的調試。香格納畫廊主人勞倫斯曾經特意提出過香港藝博會的“展板高度很統一，十分合適”。細節的學習和比較並不僅僅在於在展廳內的角落裏擺放幾瓶香檳酒的點綴。
本屆香港藝博會期間，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主辦了一個小漢斯、招穎思(亞洲協會美術館館長)以及Philip Tinari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館長)討論會，在香港藝博會開幕前一天，中環還有許多畫廊的藝術展，其中包括林明珠畫廊裏的群展“抽象藝術在中國，1983-2012”，白立方畫廊的Anselm Kiefer裝置展等等，讓許多來參加香港藝博會的國際國內藏家都有了更多的流連不去的地方，也使參加藝博會的性價比更高。第一屆香港藝博會舉辦之際，主辦方還針對藏家發出邀請，負責來回機票和住宿，以此打開局面。
審查和稅收阻擋了國際化
高額的稅收成為困擾中國藝博會國際化之路的長久原因，像屢屢無法抓住的蝨子般停留在中國藝博會的肌膚之上，時間越久，體感的不適就越加分明。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2012年關稅實施方案的通知》，2012年起三類藝術品進口關稅稅率由12%降至6%(暫行一年)。儘管如此，在計入17%的增值稅後，進口藝術品的稅賦負擔依然沉重。涉及進口藝術品交易的主體如畫廊、拍賣行、國際運輸公司、經紀人，以及含銷售行為的展覽會往往各顯神通，開發不同方法避稅或減少納稅額，此類行業“潛規則”已實行多年，彼此心照不宣。實際情況是，由於6%的關稅、17%的增值稅(或營業稅)和12%的消費稅(並非所有藝術品都需要繳納)等多種稅費一經累計，就會使得藝術品進口的綜合稅率將超過30%。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藏家從境外購買一件價值1000萬元的藝術品，運回國還要繳納300萬元的稅費。但是有藏家透露，香港作為零關稅自由港，展會和衍生的服務行業十分發達，有專門的公司能夠處理藝術品進出口的稅費問題，近來因為風雲突變，中國內地針對藝術品進出口的稅費檢查除了直接反映在香港藝博會的遲遲沒有統計出來的銷售額上，也讓香港藝博會的衍生産業不得不停滯工作。
另一個阻擋了中國藝博會國際化的原因就是審查制度，用香格納畫廊藝術總監施勇的話來説，“國際當代藝術的話語系統與中國的體制內對於藝博會的作品所採取的審查制度規範的語言系統，完全不是一個話語系統。”在國內，哪些作品可以公開出現，哪些作品不可以公開出現，都會有一個“潛規則”，底線有關於“色情”，也有關於“意識形態”，這些規範與當代藝術所倡導的精神特質完全背離。
其實世界四大藝術博覽會——倫敦弗裏茲、邁阿密巴塞爾、巴塞爾、馬克垂斯藝博會開幕之前，這些藝博會的評議會也都有一個針對畫商和每一件展品的審查，且審查員進行審查的時候，都要求畫廊工作人員離開展位。但評估的要點是該藝術品是否能“展現價值”，這指的是藝術家及畫廊的地位，而非作品的品質。
國內藝博會
徹底向拍賣行投降
21世紀的開始幾年，是世界藝術博覽會時代的開端，僅僅紐約，就有8個藝博會，藝博會的氾濫使得藝術界出現所謂的“藝博會疲勞症候群”。參展畫商在展品素質，銷售速度，以及付款速度上，都與拍賣行旗鼓相當，這些因素吸引了原本可能出現在佳士得或者蘇富比夜拍上的藝術品，超級畫廊基本都在此設攤，因為最好的藝術博覽會能吸引最好的藏家，而藏家參加藝博會級畫廊基本都在此設攤，因為最好的藝術博覽會能吸引最好的藏家，而藏家參加藝博會的理由，則是因為頂級畫廊都在此設攤——此所謂經濟學的良性迴圈。
藝術品市場主要由畫廊為主的一級市場和拍賣行為主的二級市場組成，全球各大成熟藝術品市場中都是一級市場佔主導地位。在中國，卻有至少七成市場被拍賣行掌握，畫廊發展緩慢。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規模已全球第一，全球十大頂級拍賣行佔據五席，卻幾乎沒有世界級畫廊，更不要説藝博會。藝博會在內地普遍遭遇水土不服。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內地以拍賣為代表的二級市場非常強勢，強烈衝擊著畫廊、博覽會構成的一級市場。一級市場的突圍、發育問題，也許正是藝博會要在中國辦好的核心問題。
藝術北京的負責人董夢陽日前在接受採訪時提出，目前政策下，銷售藝術品和銷售普通商品在稅收上沒有分別，但如果交給拍賣行，只需要交納3%個人所得稅。“所以，有很多畫廊直接把畫往拍賣行扔，這也變相支援了二級市場。”董夢陽説。這是拍賣行搶走了畫廊生意的一個原因，畫廊的生存成為一個難題，唇亡齒寒，由畫廊為基礎組成的藝博會又如何生存發展？今年，藝術北京和上海春季沙龍的展廳內，按照國際慣例理應壁壘森嚴的畫廊和拍賣行，已經共處一室，國內藝博會徹底向拍賣行繳械投降。
藏家的喪失
阻隔藝博會國際化之途
藝博會有時候代表藝術消費文化的改變，購買行為不再是在畫廊裏靜悄悄地進行，而像逛購物中心那樣，集藝術、時尚及派對於一體，正如在拍賣會上其他落標者能夠讓得標者確信自己不是冤大頭一樣，藝博會上洶湧的人潮和一張張表示已經售出的紅點，能夠抵消買家們的不確定感。所以，往往在藝博會開幕的VIP預展專場上，便有許多作品被貼上了紅點，緊跟著許多藝術媒體的報道便會有相關的“藝博會成交活躍”的報道。
香港藝博會上，以中國藝術家劉煒的油畫作品為其唯一參展作品的台北大未來林舍畫廊，在預展開幕的三個小時內，就成交了12-15件價值在100萬-450萬港元之間的參展作品，成為媒體反覆宣傳的新聞。
許多西方一線畫廊齊集在香港藝博會，其中很關鍵的是：西方一線畫廊對中國財富引導下的中國藏家期待很高，但其實，中國藏家在收藏西方作品方面一直處於保守狀態，沒有發展起來，這裡有藝術教育和普及的問題，也有欣賞的進步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中國的藝術市場缺乏真正的藏家，卻充斥著大量的投資人，近年來大手筆的買入中國當代藝術品的基本都是幾個炒作的操盤手。
“藝術和慈善是富裕階層與整個社會互動的主要方式。喜愛藝術意味著社會精英和富裕階層不再單純地享受和炫耀財富，開始展示自己生活的品質和品位。”董夢陽説，“但現在很多中國人購買藝術品並非出自喜愛，而是為了投資。以拍賣為主的中國藝術品市場更像一個證券和金融市場，似乎和文化、藝術沒有太大關係。”中國的藝術市場現在是一個以三五年為週期的市場行銷模式，充斥著定價過高的藝術品，市場需要大量的資本才能消化這些高價作品。
董夢陽認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目前還是繁榮在成交數字特別是拍賣的成交數字上，“但畫廊和以畫廊為主體的藝博會發展則需要群眾基礎，只有人們有了藝術消費習慣，藝博會和藝術市場才能真正繁榮。”
即使國內的藝博會上出現安迪·沃霍爾、畢加索、莫蘭迪等西方藝術大師作品，本身開價已經十分高昂，作為投資項目，沒有炒作空間，不再具備購買價值。而同時身為中國收藏家，從自身具備的藝術修養和審美趣味的取向上，可能更願意用大量的金錢去推動中國藝術家的發展。
“國外畫廊都是資本主義商業環境下運作得十分專業的商業畫廊，十分務實，對於中國藝博會，不會即使虧本也要參加以示支援，上海當代的實驗就被證明是失敗的，第一屆國外畫廊可能來試試水，第二屆再來試一下，兩屆之後，國外畫廊的品質就明顯下降。”剛在柏林參加了藝術博覽會歸來的中國藝術品網總經理陳強在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採訪時如此認為。
務實路線會不會導致
地攤化
世界各地值得一看的藝博會基本都了解自己的定位區隔，“每個博覽會都必須知道自己的市場在哪。” 香港藝博會的高門檻，將大部分內地畫廊拒之門外，這使得在中國境內舉辦的如此大規模的一個藝博會，看上去與中國本土市場關係不大。很多好的展位其實都留給了歐美畫廊，其中被認為一個後殖民主義的深意存在。
今年5月10日到14日舉辦的上海春季藝術沙龍由上海油畫雕塑院主辦，顯得相當“市民化”，分時段的演出中包括泰拳表演、多媒體水幕、cosplay等聯歡會節目，也有玻璃藝術DIY、兒童藝術遊戲、彩繪舊傢具等老少咸宜的藝術普及項目。進門第一個白帳篷裏的思竹畫廊主推高倣作品，同一件作品，藝術家原作數萬元，高倣只需上千元，並置陳列，畫廊方面表示高倣賣得還不錯。
“我們的上海春季藝術沙龍，沒有話語權，或者説沒有選擇能力，所以在各個基礎上，我們只能做‘百貨百客’了，因為要保證藝術品質，銷售的作品不管你是靠哪個門派，只要有一定的藝術水準品質的話就可以，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定一個標準，哪一種類型的我們要，今年搞青年的，明年搞另外一種類型，我們現在做不到這一點。從中國整體來看都做不到。”上海油雕院常務副院長肖谷在談到今年首次在戶外舉辦的春季藝術沙龍中還有玻璃藝術品的介入時如此解釋。“畫廊作為一級市場，價格都是一元一元疊加起來的，總價實在，而二級市場是一口一口疊加起來的，總價高，不實在。”
5月18日，緊隨其後在上海花園飯店舉辦的上海城市藝博會，把藝術品集中在酒店房間內展示，這種新穎的展示方式讓參觀者們更親近藝術，同時也顯示了城市藝博會並不蓬勃的野心。
曾經標榜“前衛”的畫廊如今已經不惜模糊形象開始務實之途，在畫廊已經不再野心勃勃成為“頂尖畫廊”的整體大環境下，中國藝博會的務實便進入一個兩難境界——如果繼續走國際化的道路，關稅、藏家等種種細節已經顯明，短期內這條道路無法走通，如果放下架子，索性走低端化的道路，像上海藝博會那樣以“銷售額”、只求賣掉、百分百的展位出租率為成功的標桿，那麼將會立刻變成地攤式博覽會，自娛自樂。而藝術博覽會一旦變成地攤式博覽會就面臨著“萬劫不復”，再也無法高端化的境遇，高端的國際畫廊不再介入，高端的中國畫廊也不會再介入。
“一個藝博會對於區域的文化的特質，要有所體現。而不是一味地説，今年的展位出租非常之火爆，沒有一個剩的，而且展位費價格都提升了，這不是藝博會的一個真正的標誌。真正的藝博會應該是有一個學術品位的，一個具有藝術風向標的平臺，這個藝博會我認為在一級市場上，才是有意義的，而且是良性的。”中國藝術品網主編陳強對《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説。
地域化會不會成為國內藝博會最後的救命稻草？“上海藝博會需要的是更多的包容性和地域性，每次都有一個具備很強學術性的母題。所謂的地域性就是保持江南文化的特點，既不複製北京，也沒有條件直接嫁接國際藝術博覽會，會水土不服。”肖谷説。
“面向國內資源不夠，面向國外資本不夠。”有藝術評論人士這樣調侃國內的畫廊業和以此為基礎的藝博會。沒有那麼多的頂級專業畫廊可以撐起“雄心勃勃”的藝博會，而從藝術創作的層面上來説，以資本行銷推動藝術市場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還是需要創造力的突破來拉動商業。畢竟藝術市場的商業是一門特殊的商業。(朱潔樹實習生 崔欣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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