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竊門、錯字門、會所門、哥窯門、瞞報門……面對故宮“十重門”，公眾對故宮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拷問：故宮深深深幾許？面對信任危機，故宮如何關閉內部漏洞之門？日前，故宮新掌門人、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召開上任後的首次媒體座談會，單霽翔強調，“防火、防盜、防踩踏、防突發事件永遠是我們頭上的緊箍咒，必須警鐘長鳴。對文物要有如履薄冰之感，在安全管理上不能抱有任何的僥倖心理。”他補充説：“我們沒有防記者這一條，歡迎每一位記者。”
按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但去年一年，就在北京故宮裏，幾乎平均每個月總要出點亂子，那些“全民所有”的寶貝沒人疼，實在讓公眾很難放心得下。好在，這一次，故宮終於與公眾想到了一起，的確，故宮自然需要防火、防盜、防踩踏、防突發事件，但唯獨不能防記者，故宮也可以關上各種門，卻就是不能關上監督之門，用單霽翔的話説，一定要“做到問計於民，問需於民”。
此前，就有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支援國家文物保護要接受公眾監督。事實一再證明，文物的真正保護者，其實是公眾。文物保護，離不開公眾的全程監督。在這個時代，因為難以抵禦的利益誘惑，在許多地方，文物保護多少變了味，有關部門絞盡腦汁開發文物、消費文物，而喪失了文物保護的道德和法律底線，無視文物保護單位公共屬性的做法，使得“防記者”的同時，也將公眾監督排除在外。
故宮終歸是這個商業時代裏，我們所擁有的一處精神和文化的棲所，是公共文化傳承的一座中繼站，故宮的公共屬性，也決定了對它的保護必須是透明、開放的。如果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那麼，就能夠理解，所謂“防火防盜不防記者”的表態正是這種文化氣度的體現，對於記者的開放，即是對公眾的開放。正如單霽翔所言：“輿論監督可以及時幫助我們發現和糾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會創造良好的條件，主動增強故宮工作的透明性、公開性，讓社會更多地了解故宮。”
那麼，如何創造這種監督條件？首先，是開放。開放所有應該且可以開放的殿宇，就是要兌現“把紅墻內的殿宇還給觀眾”的承諾，由此而言，故宮開放面積將來必須有所增加，據報道，未來故宮對公眾開放面積將佔76%，這其實都只能説是一個必須説到做到的底線承諾。只有一個開放的故宮才不需要防記者，一個開放的故宮，才不需要對公眾遮遮掩掩。
其次，是公開。藏品公開，財務公開。曾有媒體報道，去年故宮進行了一次藏品清理工作，藏品數量由此前的90多萬件大幅度升至180萬件。越查越多，難免讓人生疑，故宮到底有多少件藏品？需要提及的是，籌劃編制中的《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總目》、《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據説要通過電子本和紙質本兩種形式向社會公開，卻至今不見下文。也同樣在去年，北大三博士向財政部申請公開故宮收支資訊。
所以，沒有開放與公開，故宮的公共屬性將大打折扣，那麼，故宮就只能是“他們”的故宮，“他們”的故宮就免不了會鬧醜聞、出笑話，而“我們”卻可能一概不知，甚或除了生悶氣卻毫無辦法，關鍵就在於，“我們”其實無法置身事外，因為公眾對於故宮文化遺産保護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受益權。可以説，于故宮而言，走出信任危機之時，與創造條件讓公眾監督，將是一個同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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