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評價體系的客觀性。

建立評價體系，特別是進行學術評價時，總難免涉及主觀性與客觀性問題。這裡，我主要談評價體系的客觀性。在進行學術評價時最常出現的是兩個客觀的評判標準：一個是考辨其創新性，另一個就是考量其影響因子。

對於美術創作來説，創新性也很好理解，就是在原有研究基礎上是否有所突破?或者説在別人(或前人)的圖式上有所變異，具有一種“新”的品質。這個“新”的品質當中就包含有對“高”品質的評斷。對“新”的評價相對比較容易看到，有一個可以衡量(或參照)的東西，它關涉到藝術的個性問題，也可以説這一標準在促進個性化的發展，在張揚個人主義的藝術觀。對“高”的評價卻比較難把握，會涉及到很多的問題，會關注到文化的積澱與修養，比較容易滑入歷史主義的文化視野中去。在目前市場經濟環境中，“創新性”的評價標準容易片面，容易“趨時”、“尚新”，同時也促使當代批評軟化與矮化，難以堅持其學術評價的標準。可是，我們能否通過國家的權力方式進行干預?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加以引導?我想，不管是市場的介入，還是政治的介入，在介入過程中，藝術或學術自身又到哪去了?它還有位置麼?這不是説我還糾結于本質主義的思緒裏，而是在面對這些事情時，我們要考慮它的負面作用。比如説現在市場很亂，政治的主流話語介入的時候，可能在某些方面會有一種調整，但代價是什麼?

然後，便是影響因子問題。“影響因子”是一個很重要的評價指標，其測評點有兩項，即“自引率”和“他引率”。其“自引率”高，評價就低，那是負面的指標，而“他引率”高，就是你的文章被別人大量引用，學術影響大，評價就高。在現當代中國美術創作中，“自引率”是相當高的。一方面表現為風格定位與重復性的製作，另一方面表現為自我宣傳，為自己設定評價指標。這種“自引”現象不僅進入市場，也滲透在體制中，甚至在權力體制運作下影響當代美術話語的生産。“自引”問題是複雜的，而“他引”是十分有限的，不少還是依靠“自引”來帶動，這與現在中國藝術市場的狀況也有關係。應該説，“模倣秀”是“他引”現象，但對於創作主體而言，還有一個“引他”的問題。在學術上，引用他人的成果不僅要出注，而且在引用字數上也有所限制。但在藝術創作中，學習、模倣是正常的，也無法加以量化評判。特別在中國畫系統，筆法、手法及風格的承襲都是正常，而在當代的藝術評價體系中遭到質疑也是必然的。

第二，評價體系的普適性與特殊性。

普適性不是普世性，與特殊性相關，或者説，其不過將某一局部的特殊的地方性知識推廣開來。所以，“特殊”是前提，先具有特殊性，而後又具有顛覆性，才能成為具有普適性的知識。我們現在提“中國標準”，實際就是在民族國家意識下爭取話語權的問題，或者説，是針對目前全球化中的美國標準，但利弊如何?是否可行性?比如全球化，其歷程較長，是17世紀以來歐洲文化的全球性擴張。而全球化中奉行美國標準的時間會短些，在二十世紀，兩者都和他們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整體擴張聯繫在一起。現在，我們強調中國標準有沒有一種“中國化”的意圖?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這只是我們抗拒外來文化的“入侵”手段與策略而已，是在當代世界文化多元化格局中一種文化的自覺行為，還是地區性的文化策略。但“走出去”呢?如何走出去?我們的文化是否具有擴張性?或具備一種顛覆力?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具體而言，在中國畫創作領域，我們所強調的“當代標準”建立在什麼理論形態上?在油畫創作領域，我們要明確中國油畫的當代歷史地位，其評判的標準又是什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們能做到的，只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中回過頭看清自己，知道我是誰，即強調自我，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面去實現其藝術主張。不少問題先放在個體方面去消化。

個體的流動性很強，文化聯繫也很廣泛。所謂的“走出去”，應先給藝術家打開大門，讓藝術家大量地走向世界。歐洲文化的全球化，就是一個“走出去”的過程，藝術家隨探險隊走出去了，藝術家觀察世界和表達對象的近代方式(即寫實表現體系)也隨著他們近現代的科學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地。我們應該看到傳播背後的那個價值觀，正是一種新的文化價值觀使他們的文化傳播發生效力，近代的思想啟蒙運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傳播，也推動了歐洲文化全球化的進程，那是一個系統，能夠互動的文化系統。那麼，中國現當代美術“走出去”依靠什麼?什麼類型什麼性質的文化能夠成為我們走出去的推動力?其價值觀的基礎是什麼?我們談政府行為，談傳播渠道，但我們先要知道我們文化傳播的內動力，我們要考慮我們文化的系統性問題。中國當代藝術有沒有核心的價值觀?有沒有可能具備核心的價值觀?我們有沒有讓自己成為文化帝國的可能?傳播的目的是什麼?是顛覆其他文化?也許這些都會成為我們目前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