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維爾與杜馬斯—身體的社會建構
在一個迷戀先進科技的時代，薩維爾是年輕一代藝術家中始終拒絕影像等新媒體、忠實地堅持具象繪畫的藝術家。作為YBA中的一員，傑妮-薩維爾(JennySaville,1970-)參加過一九九七年著名的『感性』展。在YBA們怪誕、酷炫的作品之中，她的油畫作品似乎不夠誇張刺激，但卻很有力度。薩維爾像創造雕塑一樣構建她的油畫作品。她的畫幅很大，通常超過真人大小，她用強有力的筆觸和變化豐富的色彩表現人體肌膚的質感和身體的體量感，在她的畫面上，觀眾似乎可以感受到肉體的疼痛、腫脹和骨節的轉動。
像弗洛伊德一樣，薩維爾也畫許多體型巨大的肥胖女人。她希望能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出一種體量感，就像畢加索那樣，把自己筆下的人物表現得『堅實而不輕浮』。與老一代男性繪畫大師不同的是，薩維爾對女性身體的關注有意顯示了獨特的女性視角，她希望找到一种女性的視覺語言表現女性自己的空間。她的早期繪畫《撐著》(Propped,1992)描繪了一個肥胖的、坐在一個細長支撐物上的姿態怪異的女性形象。畫面上某些突出的色塊仿佛是焦灼在肉體上的痕跡，暗示著人體內部的傷痛。這個令人不安的形象使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女性在社會空間中的處境。
從一開始，薩維爾對人體的探索就超越了美學的範疇，而觸及到更深層的、有關琳達-諾克林所謂『身體的社會建構』的問題。薩維爾對整形手術現象非常感興趣，她在紐約工作時，曾經親自觀察過整形手術。在調查整形手術的過程中，薩維爾關注的是整個社會對『完美』和『正常』的要求。她的畫面中引用了那些正準備抽取脂肪、矯正形體和做變性手術的病人形象。在《方案》(Plan,1993)中，畫家用低視點、高透視的方式展示了一個巨大的女性裸體。她的身體上佈滿了整形手術方案實施前的圓圈形示意圖，當觀眾被畫家坦白的描述所吸引時，會不期然地遭遇到畫中人令人不安的目光。薩維爾在許多畫面都會植入自己的臉孔，通過這種方式錶現自己作為畫家的自主性。如藝術史家庫比斯特所觀察到的，畫家『通過強調女性強有力的肉體再造了女性的主體性』。不僅限于對女性身體的關注，薩維爾在另外一些作品如《母體》(Matrix,1999)和《過程》(Passage,2004)中、還暴露了變性者的身體。在這個越來越迷戀身體外觀的物質主義時代，薩維爾尖銳的、坦率的藝術表達方式與大眾傳播媒體對女性身體『完美』的展示形成了巨大反差，深刻地暴露了物欲控的大眾媒體對人體的世俗化凝視所隱含的粗俗與殘酷。同樣關注人體的具象畫家還有出生於南非的荷蘭籍女藝術家馬琳-杜馬斯(MarleneDumas)。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人物身上，有時只是人物的臉部或是身體的某個部位，用這種處理方式，杜馬斯的目的不在於理想化或是美化她的創作對象，而是突出其重要意義。杜馬斯的作品經常借用攝影機的視點，展現出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細節，這些細節有時具有特別動人的力量，它們被羅蘭-巴特稱為攝影的『穿孔(punctum)』。巴特説，照片中的『那些事件刺痛了我……擦傷了我』。杜馬斯用繪畫的筆觸改變了照片，但是保留那些具有情感穿透力的『穿孔』。比如她二○○五年的油畫《珍》(Jen)，從一個奇特的視角展示了一個睡著的女人的頭部和胸部。畫家注意到照相機的視角如何使女人的乳頭和臉部擠到了一起，這種明顯的移位顯然就是照片的『穿孔』。
《珍》是杜馬斯描繪醉酒者屍體系列作品中的一幅。這個女人的頭部來自於小野洋子(YokoOno)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影像作品《蒼蠅》(Fly)中的一個靜止畫面，影片中的鏡頭追隨著一個演員的裸體身軀，通過強透視表現出了一種刺激的模糊形象。杜馬斯用概括性的語言突出了女人蒼白的皮膚上、暗紅色的乳頭和藍黑色的眼、唇，那個黑色中滲透著紅色的乳頭，像紅黑色的背景一樣成為畫面的中心，打破了繪畫通常呈現的層次結構和形式感。在這樣一幅畫面上，繪畫的形式語言與它所表現的對象一樣蒼白、脆弱和無力，而畫面的動人之處在於它所揭示的社會問題和來自於人性深處的真實性。
近年來，藝術市場對於以培根和弗洛伊德為代表的具象繪畫的青睞，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繪畫技巧和獨特的繪畫風格，而且還因為他們的作品推動了當代藝術的社會關注意識、自省精神和在人性層面上的深入探討，他們使具象繪畫進入了前衛藝術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還在不斷地被新一代畫家所推動。在當今這個數位科技時代，寫實的具象繪畫是否能夠繼續成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不再只是畫家如何延續具象繪畫傳統的問題，也不再只是關於藝術自身邏輯的問題，因為無論用哪種媒介，當代藝術最終所要表現的是人在當代生活中的感知力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