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婭蕾/文
2011年9月29日至10月30日，2011成都雙年展將在成都東區音樂公園開幕，此展覽以藝術、設計、建築三大主題展為核心，配以民間藝術展和民間劇目展演等公共文化活動，有16個特別邀請展遍佈成都各處，熱鬧如花燈節慶。
藝術“成都”
9月29日開幕的2011成都雙年展似乎卯足了勁頭要讓整個城市都淪陷在這一場煙火歡慶裏——早在2011年春節之後的2月28日，雙年展團隊已經在北京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展覽啟動新聞發佈會，其時除了場館已經定在成都東郊一個即將被改造為“音樂公園”的老廠房群落之外，一切都還沒有定數。對於第一次接手成都雙年展的總策展人呂澎及其執行團隊，這樣的動作顯示出一種具有野心的進攻姿態，而沒有任何謹慎的嘗試與防守。從4月14日雙年展建築展在上海同濟大學的學術講座，到6月11日雙年展首個特別邀請展“看望未來”在文軒美術館的盛大開幕，再到7月3日的雙年展建築展特別版塊“興城杯”國際高校學生競賽項目的評選和展示，以及當月12、13日雙年展設計展的學術講座，再到8月份的數場本地媒體通氣會，2011成都雙年展的相關活動陸續不絕，緩慢而有節奏地為9月底正式開幕的大展造勢。
到8月中旬，關於展覽的呈現方式基本上塵埃落定，其形式並不像我們最熟悉的國內雙年展形式——比如上海雙年展，僅以上海美術館為核心，一個主題展之外有各種週邊展星狀散開，主次分明。我們所知道的2011成都雙年展包含了以下內容：
三個主題展：（一）溪山清遠：當代藝術展，策展人呂澎（兼成都雙年展總策展人）；（二）謀斷有道：國際設計展，策展人歐寧；（三）物我之境：國際建築展，策展人支文軍。三個展覽不分主次同時開展，展場相近並駕齊驅。
兩個配套展：（一）民間藝術展，9月27日在成都市三聖鄉許燎源當代藝術館開幕；（二）精品劇（節）目展演，包含成都市川劇院（陳巧茹藝術工作室）的川劇《馬前潑水》、中國國家話劇院的話劇《霸王歌行》；3、北京普羅之聲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崑曲《牡丹亭》（皇家糧倉版）；河南省豫劇院二團的豫劇《程嬰救孤》；四川省川劇院、成都市川劇院、成都市藝術劇院京劇團、國家京劇院、北京京劇院聯合演出的《京川摺子戲專場》。這兩個展覽顯然定位在普通市民和城市宣傳層面，與主題展的當代藝術傾向毫無關聯。
此外還有《川流不息：當代藝術文獻展》、《記憶縫合》、《日用—常行》等16個由個人或藝術機構申請的特別邀請展在成都各處開幕，開幕時間大多集中在9月29日前後，從9月26日開始到9月30日，平均每天有3個展覽熱鬧開場。
雖然特邀展的數量比不上近兩屆的上海雙年展，但以成都、上海的人口數量和藝術機構數量來比較，顯然此次成都雙年展的展覽數量比例非常高——成都幾乎所有藝術機構在雙年展期間都有特別邀請展，其中今年7月剛剛開館的成都當代美術館加上相鄰的那特畫廊和尚未啟用的相鄰建築就有5個特別邀請展同時展出。
而且2011成都雙年展的“特別邀請展”不同於威尼斯雙年展、上海雙年展的“週邊展”，雖然兩者都是個人、機構所為，與雙年展主題展本身沒有關係，但週邊展除了展覽時間和地域靠近主題展之外，展覽的組織和審查機構與雙年展完全沒有關係，只不過搭了順風車，方便外地觀光客集中觀看。而特別邀請展的組織機構隸屬於雙年展，作品要經過雙年展組委會的審查同意，在展覽現場有相對統一的雙年展LOGO，有些個人申請的展覽還可以從組委會辦公室獲得數萬元的活動補貼。這種形式讓雙年展期間的主要活動——不排除有其他週邊展同期展出——具有視覺上的整體性，造成的印象就是在9月29日到10月30日的2011成都雙年展展期之內，從東郊到南郊，從市中心到三環外，整個成都市的藝術項目遍地開花。這種盛大的視覺效應顯然借鑒了威尼斯雙年展的模式，但出發點完全不同——威尼斯雙年展的週邊展相互獨立，氣氛自然形成，而2011成都雙年展的所有展覽都在組織者——成都市政府的控制之下。
成都這座城市的名字來得通俗，流傳最廣的説法來自宋人樂史的《承平寰宇記》(卷七二)：“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另一説不知出自哪，是“一年成聚，兩年成邑，三年成都”。無論確切的説法如何，這裡顯然描述了一種自然形成聚落的向心趨勢。用一種更通俗的方式來類比，此次2011成都雙年展可謂真正做到了藝術“成都”——無論開展之後的公眾輿論和現場效果如何，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都充斥了藝術作品和藝術行為，匯成一座藝術之城。
當代藝術與城市宣傳
由展覽組委會發出的“2011成都雙年展簡介”開頭一段文字很能説明問題：“‘2011成都雙年展’由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牽頭成立組委會具體推進實施，以‘藝術成都 視覺盛宴’為主旨，以‘物色•綿延’為主題，共策劃組織有三大主題展、兩個配套展以及16個特別邀請展。將在繪畫、雕塑、裝置、影像等當代藝術領域進行全面展覽，是成都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藝術活動，旨在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同時對城市文化建設與發展進行學術研究與文獻總結。展覽時間為9月29日至10月30日，主展位於成都市建設南路的成都東區音樂公園和成都工業文明博物館。”
這裡最值得玩味的一個要點是“2011成都雙年展”而非“第五屆成都雙年展”的提法，因為從主辦機構到展示內容，今年的成都雙年展與往屆已經沒有絲毫牽係。成都雙年展並非始於今年，但由政府直接牽頭主辦還是第一次。從2001年開始，民營企業老闆鄧鴻就以一己之力籌辦了首屆成都雙年展“樣板——架上”，除2003年鄧鴻無暇顧及而空缺一次之外，2005、2007、2009年均如期舉辦，因鄧鴻個人曾學習國畫，歷屆成都雙年展也以架上、傳統繪畫為主。即使在當代藝術價格暴漲的近幾年，他的個人趣味依舊主導了展覽的主要風格。這也是鄧鴻為人詬病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説“當代”才是主流，但鄧鴻以沒有任何定語限制的宏大名頭“雙年展”來做展覽，選取的藝術種類卻過於單一，如果起初只定名“寫實繪畫雙年展”的話就沒有任何問題。這或許也是政府今年將成都雙年展“收歸國有”重新打造的原因之一。畢竟冠以城市名頭的雙年展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代表了這座城市對藝術——一種文化形式的認可和推廣的標準。在這裡也需要追溯一個已經被大多數人淡忘的展覽，舉辦于1999年12月的“世紀之門：1979～1999中國藝術邀請展”，主辦方是僅持續了兩年多的中國首家民營美術館——上河美術館。作為首家主辦——而非贊助——大規模當代藝術展覽的民營企業，上河美術館的這個展覽按類型分為書法、國畫、油畫、雕塑和裝置幾個部分，種類全面且主題宏大，被稱為成都雙年展真正意義上的前奏與雛形。
因此這一次的成都雙年展表面上看是政府的第一次嘗試，事實上已經經歷過漫長的實驗和觀察——從1998、1999年上河美術館對當代藝術大展形式的探索，到2001至2009年四屆成都雙年展的品牌效應，均已獲得雖略有局限但相當正面的效果。
這種類似“招安”的運作方式難免讓人聯想到關於三十年前“藝術川軍”興起的傳説——1978到1979年，四川美院學生程叢林、高小華已經畫出《1968年×月×日雪》和《為什麼？》等一批“傷痕藝術”代表作，但據説，僅僅是據説，這些學生在校內並未得到認可，這兩年內大多數創作的進行都瞞著專業老師和校領導。直到1980年羅中立的《父親》送展之前，專業老師仍對這些“亂畫”的學生嗤之以鼻，包括今天以精湛用色而聞名的畫家周春芽，其時的新作《藏族新一代》還被老師們認為“色彩太差”。直到第二年的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上，四川美術學院的學生囊括了展覽的大多數獎項，尤其《父親》捧回大獎，“藝術川軍”異軍突起，這些學生們一下子成了學校的英雄，嘉獎的嘉獎留校的留校，當時調皮出位的羅中立也在多年之後成了四川美院院長。
但列舉此例並無貶義，恰恰相反，這是成都地域性格的有趣之處——無論學院還是政府都不拘于純粹的意識形態控制論，既然當代藝術風頭正健，容易被公眾認可，能為主辦方帶來正面效果，那麼政府也可以來辦。包括此次聘請的雙年展總策展人呂澎——在他寫作的藝術史中對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有諸多批評，但在作品方面的判斷自有其獨到之處。也正因這種寬容度，由政府主導的2011成都雙年展目前呈現出來的規模已經直追目前的上海雙年展，藝術、設計、建築三個展覽同時開放，受邀參展的藝術家超過150名，國際包括美國、日本、南韓、德國、英國、新加坡、泰國、丹麥、瑞士、西班牙、加拿大、荷蘭、奧地利、比利時以及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在官方提供的名單中包括“在當代藝術展方面，周春芽、方力鈞、張曉剛、何多苓等國內外60多國內外藝術家將參展。在國際建築展方面，包括米蘭世博會總設計師斯特凡諾•博埃裏（Stefano Boeri）、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院院長斯塔姆•艾倫（Stam Allen）、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主題館設計師伊娃•凱斯特羅（Eva Castro）、上海世博會西班牙館設計師EMBT事務所等著名建築師，以及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實驗室、南加州建築學院、中國美院等15家機構參與。在國際設計展方面，邀請到了來自産品、建築、時裝、視覺和新媒體五大設計領域的代表機構以及其他參展人，其中包括紐約目前最炙手可熱的建築事務所索伊爾（SO-IL），瑞士著名服裝、作品及裝置設計師團隊，香港資深設計師黃炳培、著名影像藝術家邱黯雄、台灣著名建築師謝英俊等。此外，在特別項目《文學中的建築》環節中，特別邀請到了享有國際聲譽的五位建築師：張永和、張雷、劉家琨、馬岩和王澍”
但是政府的用心顯然不完全在藝術的推動和展示本身，在雙年展主題“物色•綿延”的闡釋中，對成都市新提出的城建口號“世界現代田園都市”進行了著重闡述。以相對自由的藝術形式之名行城市口號宣傳之實，看似悖論，在中國卻再正常不過。
關於雙年展的迷思
但是政府為何如此樂意借助“雙年展”的名義並給以如此扶持？義大利一座小城創造了上世紀以來最為矚目的藝術傳奇之一，要知道雙年展一詞最開始不過是指兩年一次的節慶，因為威尼斯雙年展的成功，現在“雙年展”幾乎已經成為藝術大展的代名詞，但“節慶”的意義仍然埋在各種藝術雙年展的底子下面，與卡塞爾文獻展等更加學術和專業的展覽區別開來。
所以當“混藝術圈兒”的人們期望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年的雙年展中試圖尋找更加前衛的藝術概念和更新鮮有力的藝術形式時，政府等承辦部門看到的卻是雙年展的“大”和熱鬧，動輒包含整座城市的文化意義，在形式上沒有邊界，沒有嚴格限制——除了“兩年一次”這一死規定之外，雙年展可以有固定場館也可以沒有，可以設立國家館也可以不設，可以有主題大展也可以只以博覽會的形式出現……此次2011成都雙年展藝術、設計、建築三個主題展並行的方式在國內尚屬首例，但疊加效果相當有趣，很可能成為其他城市展會的模倣對象。而特別邀請展形式的採用，對政府來説增加了控制力度，可以視為藝術家對現實世界的和解與折中，圈裏圈外各有所得。
但也因為這種開放與折中，依靠“雙年展”來提出某一種藝術形式或者依賴雙年展去推動藝術進展的願景已經越來越無法達成，相反，中國藝術家也逐漸開始看重個案研究式的文獻展覽，而不僅僅滿足於展示和吸引觀眾的雙年展。寂寥的實驗與盛大的集會共生，雙年展回歸其位，意識形態與自由創作之間的悖論或許才會逐漸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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