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魯炎坦然承認自己在藝術上挺招人煩的，他的作品不但不討好你的眼睛，還充滿了冰冷的理性。“我的作品極少有人們喜聞樂見的感覺或者情感表達之類的東西，我喜歡在作品中論證，實際上這並不討喜，甚至令人討厭。”他説這話時的語氣是愉悅的，甚至還有些許得意。
第一次見王魯炎是在一年之前，當時對他的第一印像是這個人很特別，説白了就是和別人不一樣，方言有個詞叫“各色”，用來形容他一點都不錯。早年間他在“新刻度小組”的時候，“我們向策展人介紹‘新刻度小組’作品時，常有策展人覺得我們説得很乏味，當著我們的面打哈欠看手錶，公然表現出不耐煩。“新刻度小組”作品中的數量關係與合作規則，以最終取消藝術家的個性為目的，這顯然與從個性出發的藝術標準相去甚遠。“新刻度小組”對個性價值的質疑即刻遭到個性價值觀念的質疑，它無疑是屬於最難讓人接受的藝術，這一點令我興奮。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新刻度小組”， “新刻度小組”的展覽機會也變得越來越多，這反而讓我沮喪，因為這意味著我們還在已有的藝術經驗之中。”更絕對的是：“當古根海姆找到我們“新刻度小組”談展覽項目的時候，“新刻度小組”卻選擇了解散。當一家紐約畫廊欲要以大價格經營“新刻度小組”的手稿時，我們銷毀了歷時八年的全部手稿。”
第二次見到王魯炎時他依舊有新的“各色”故事可講。“藝術通常是不用做論證的，因此極少有藝術家在作品中論證。人們習慣在藝術中感受而不是思辨，腦力藝術令人厭煩。”説完了王魯炎自己都笑了出來，他接著講：“我曾經在一個展覽上回答觀眾的問題，我的回答讓他們聽著很累。他們工作了一天，想在藝術中看到一些賞心悅目的東西，從而得到休息，但是我讓他們更累了。”他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你仔細觀察他的表情，就會知道他話語中的得意之情絕對是發自肺腑的。
我試圖看到真相
和王魯炎聊天，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喜歡讀書，尤其是喜歡讀理論書的人。王魯炎的作品很多都和悖論有關係，他能條理清晰語速不變地把其中的道理系統化地給你論述一遍。經常和他聊天，你會覺得這個人適合去當哲學老師。不僅是因為他能把一個道理“掰扯”清楚，還因為他非常思辨。説起思辨，這幾乎是藝術家們最不必要也最少具有的一種素質，通常大家都覺得藝術家應該與敏感、激情、感情為伍，但是王魯炎卻遠離這一切。他的作品理性、思辨，充滿了用於衡量事物關係的精確刻度。
“用感性作為表達方式的藝術家為數眾多，所以不差我一個。”王魯炎玩笑式的説。他試圖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逃離已有的藝術經驗，使藝術思考與實踐置身於已有的藝術經驗之外而不是其中。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通過藝術的方法觀察和理解事物，然而事物的真相隱藏在表像的背後，理性的藝術方式則能夠使表像背後的存在成為可視。”藝術對他而言就是一種個人意義的認識論，而每個人都會有認知世界的個人角度。他不想以説教的方式居高臨下地告訴觀眾什麼，他“希望與觀眾共同面對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選擇發現和理解的角度，而不是作出簡單的判斷或結論。” 他希望與觀眾一起獲得“由藝術引導的視覺思維方式。”
王魯炎是一個從理性出發的藝術家，是一個慣用視覺論證的視覺思辨者。他最近正在創作一幅高達6米寬17.5米的巨幅繪畫——“教堂”。“教堂充滿了博大的慈悲、寬容與愛，凝聚著無比崇高的信仰。教堂高聳的穹頂指引虔誠的信徒進入天國，它高大地讓人自覺渺小，需仰視才見。但是，教堂也有需要俯視才能看到的東西。自有宗教以來，死於宗教戰爭的人多過任何人類的戰爭。直到今天，幾乎每天都有人死於宗教衝突。我從俯視的角度畫了一個需要仰視的巨大教堂，教堂的建築結構佈滿了傷害意義的鋸齒，這些都與教堂的愛意相反，我利用畫面巨大的尺寸，使這種俯視需仰視才見，一個需要仰視才能看到的俯視，這就是悖論。”
在王魯炎看來，“世界早就已經標準化了，世界由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標準組成。”王魯炎做了兩個巨大的金屬三角尺，一個三角尺上的刻度標準是每釐米12毫米，另一把三角尺上的刻度標準是每釐米8毫米。他在作品中傳達出的資訊是：“判斷一個事物正確與否，取決於我們選擇何種標準。但是我們過多地強調了自己的標準，忽略了與自己不同或者相反標準的存在。”他認為這是導致衝突和流血的根源，因為我們共同生存于多重標準並存的世界之中。
他認為：“悖論是一種最為普遍的存在。”藝術是哲學、文學不可替代的視覺思維方式，藝術可以把不可視的存在變成可視，這是藝術最吸引他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沒有興趣在藝術中表現在現實之中已經能夠看到的東西，他總是在把某一種不可視的存在通過藝術轉換成為一種可視的存在。他喜歡表現那些看不到的東西，即便在他作品中出現了一些日常能夠看到的東西，那也是這些東西表面背後的不可視的東西。要做到這一點他就不得不超越感性甚至個人性，從這個角度可以説，“藝術的理性方式是一種需要，是不得不做出的‘被迫’選擇。”因為他試圖接近事物的真相，而“真相存在於事物的關係之中，感性方式對於接近真相不僅無用而且有害。”
然而在藝術中思辨在很多時候是費力不討好的事，人們已經習慣了愉悅感官的藝術。但是王魯炎壓根就不想用藝術愉悅感官。可是藝術中的思辨總會有可能滯後哲學一步。但在王魯炎看來藝術的視覺屬性仍然是哲學不可替代的。其實“藝術家無論表達什麼都是在為他的藝術方法論提供一個藉口，換句話説，藝術的方法經常比藝術的內容更重要。”
王魯炎説自己在生活中不一定和作品一樣思辨和理性。但是只要隨便聊起一個話題，他都會表現出骨子裏的那種思辨性。談及讀書，王魯炎説讀書也有利弊。他説自己很少讀書，但並沒有因此喪失思考的能力。在交談中他極少引經據典，而是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他並不反對讀書，但是“通過自己獨立思考得到的觀點與通過閱讀得到的觀點存在本質的差異，因為前者屬於自己，後者屬於別人。”他堅持認為，即便前者因為無知獲得的觀點重復了後者，那也具有獨立思考與閱讀之間的差異。在他看來，“能否獨立思考意味著能否獨立觀察事物和思想，這對於藝術家來説就像生命一樣重要。”
來自精英時代
王魯炎，1956年生於山東，從小來到北京。1979年王魯炎參加“星星畫展”，1989年參加“中國現代藝術展”等許多重要展覽。可以説他是中國當代藝術中為數不多的經歷和見證了中國當代藝術每個發展階段的重要藝術家。王魯炎最早從事油畫創作，後來放棄油畫進行抽象和綜合繪畫創作。但是無論油畫還是抽象繪畫都不能解決他的問題。直到1989年他與顧德新、陳少平組成“新刻度小組”，他才找到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最終徹底放棄了油畫和抽象畫。
王魯炎擁有那個年代所特有的深入骨髓的精英意識。目前為止王魯炎還從來沒有送拍過一件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個不是藝術家的事情，這是市場的選擇。”這是十幾年前藝術家會回答的非常傳統的答案，到了今天王魯炎也還是這個答案。
談到當代藝術中正在被消解的精英性，王魯炎不以為然。他説“前一段時間卡布爾在大皇宮裏面做了一個幾乎充滿整個空間的巨大球體裝置，球體裏面光怪陸離，觀者可以穿行其中，排隊看這個作品的人有兩三里地。有觀點認為，這是典型的反精英主義的大眾化了藝術。我認為正好相反，因為精英主義不是實現社會財富而是實現社會幻想。喀布爾的作品體量已經大到遠遠超出了市場運作的極限。展覽一經結束，它就會變成了完全沒用的東西必須拆除。它不僅創造社會財富，相反它會鉅額消費社會財富。這種藝術實踐的可能性，在藝術家之中是絕對意義的少數，在我看來是典型意義的精英主義。” 王魯炎的這個説法倒是頗為有趣。
隱退與回歸
衝破束縛的中國當代藝術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了迅猛的發展，突然之間爆發出的藝術繁榮讓人眼花繚亂。但是王魯炎那個時候卻開始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作為一個開拓者，更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他的這一行為簡直令人匪夷所思。“我開始上班，做一家報社的藝術總監，這樣的生活大概繼續了十多年吧。”在這段很長的時間裏，他極少在藝術圈裏露面，幾乎不再參加任何展覽。雖然他未曾停止過藝術創作，只是更加地緩慢。他真的消失在了人們的視線之中，消失在了看似花花綠綠的一片“繁華”之中。如今笑談當年事，王魯炎説：“那時推掉了很多展覽，我當時最頭疼的事情就是怎麼才能在不得罪人的情況下推掉展覽。那時我極少看展覽，偶爾看到展覽的感受就是慶倖自己不在其中。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2004年左右，他説：“我很喜歡這種缺席的狀態。”
為什麼王魯炎離開藝術界時間長達十幾年之久？估計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問過王魯炎。“我們知道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當代藝術主流價值標準是以政治性、非法性，中國身份，中國符號為主導的，我顯然不屬於這個時代的藝術價值標準。”他認為在中國有兩種藝術家，一種是國界身份模糊的藝術家，一種是有顯著中國身份特徵的“中國藝術家”，在西方後殖民的語境中，“中國藝術家”的機會明顯多於藝術家，而王魯炎這一時期顯然不屬於機會多的藝術家。
在那段時間裏，王魯炎的創作主要是一些草圖，他的興趣是將一些思路在草圖上反覆修正，他的想法一經在草圖上完成就會被束之高閣並不實施。對於純粹性的追求使他甚至開始質疑交流的動機與意義，直到2007年他復出，在阿拉裏奧舉辦了個人展覽，並評為了2007年度十大展覽之後，他才慢慢走出了這種狀態。
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王魯炎明顯屬於另類。另類是他的藝術價值標準，是他刻意的追求。因為他始終認為“交流語境遵守的價值標準是相異而不是相同。”強烈的區別意識驅使他在藝術中做別的藝術家不齒且很累的事，他強調“藝術家之間的區別意識應該提前到思維方式，如果藝術家在面對畫布或者材料時才想到區別早已為時已晚。”他用了近20年的時間不斷打碎和重建自己的“關係自足的系統”，這使得他的藝術具有了可以明確識別的區別意義的個性化特徵。值得注意的是，王魯炎作品的可識別性從來不借用中國符號、中國身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特徵。他從不追隨潮流，尤其對主流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這意味著他要為此付出代價，因為區別的道路艱難坎坷，寂寞漫長。王魯炎70年代進入當代藝術以來，始終能夠耐得住寂寞，自願被主流價值標準邊緣，這是他最終能夠在中國當代藝術中與眾不同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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