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韋爾費雷多·普列托（Wilfredo Prieto）的採訪當中，藝術家對他2006年在加拿大創作的一個特定場域作品《靜音》背後的創作理念進行了陳述。儘管這位藝術家的作品看起來常常帶著某種漫不經心的幽默或機敏，但是他的陳述卻精要得令人驚訝。這不禁令人想到“為什麼要像一個創作者（藝術家）一樣思考？”，就像我們之前談到的，策展人固然要向藝術家學習（他或她自己也是一位創作者），這種思考也是藝術在當代政治、經濟、社會語境中的關鍵意義（如果不是唯一意義的話）。
韋爾費雷多·普列托（Wilfredo Prieto）
作為一位出生於古巴的藝術家，普列托到了青年時期才離開自己的國家到歐洲生活，他談到民族性，談到語境的即時性和廣闊性，這些問題在當今中國的各個層面都有所反映，而最關鍵的是（這也不僅適用於策展人），我們要如何對語境作出回應？或者用普列托的話來説，藝術家或藝術工作者“對他或她的語境承擔有怎樣的義務？”
文：盧迎華
普列托在2006年接受迪蕾莉婭·拉佐訪談時問及語境的相關性時回答道，“沒有人會問一位紐約藝術家他的作品是否具有民族性”，然而，幾乎每個在中國藝術行業工作的人在過去的30多年中都同時受益又受制于中國這個特殊的身份和語境。
從80年代末起，歐洲大陸普遍開始對自身的藝術史敘述和觀看藝術的視角展開反思，並在這種思潮中將視線投向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與此同時經濟和政治在此時開始快速地積蓄影響力並通過參與全球化的經濟網路和其潛在的市場能量而吸引了世界注意力的中國得到了對外輸出藝術生産的機會。僅僅中國的身份就足以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標簽。很多藝術家和策展人都在這個西方世界擁抱中國的浪潮中得到了在歐洲、美國和亞洲部分發達國家的一些美術館、藝術機構和出版物以中國專題工作和被呈現的機會，這使得藝術行業的實踐者前所未有地依賴於其民族性，始終在一種從屬於一個文化概念的情況下和在群體情境中出現的工作狀態，這種工作狀態既給藝術家和策展人帶來重要的實踐平臺，儘管往往被作為當代民族文化的代表和樣本出現，也使一些個體的實踐者更深入的工作在這種狀態下無法突顯出來。
普列托作品
就像在世界範圍內被傳播為地區飲食文化的標誌性食物，比如日本的壽司、南韓的烤肉和中國的烤鴨一樣，對於本國豐富的飲食文化而言根本是冰山一角，甚至是有偏頗的。這本身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傳播和商品文化的成功依賴於簡單直接的符號，但當這種傳播方式被運用於藝術時，儘管帶來一時的成功，它對於藝術行業作為一個思考的行業工作的複雜性是帶有遮蔽性，對大多數人而言，包括普通的觀眾和藝術行業的很多工作者，是有誤導的。
也有一些創作者本身，包括藝術家和策展人，在這種機制中通過強化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符號而獲勝，並形成了一種工作的慣性。但是本身文化主體性的缺失，也就是長期在一種不透明和不鼓勵獨立思考的政治和文化氛圍中工作所造成的從自己出發對於問題的認識和思考的匱乏和內在化建設的缺失，使其自身僅僅成為文化代表符號的載體。一旦這種文化符號不再流行，或者它們所依賴生存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出現問題的時候，創作者自身開始遭遇一種強烈的自我定義的焦慮和危機。
普列托作品
在這種焦慮和危機感的困擾中，創作者們更加強化了曾經為他們提供機會和確認的歐洲和美國的文化機制和市場動力的依賴感和想像，也誇大了兩者的分割，而把本土化和國際化對立起來，並把自己的失意和挫敗感歸結于國際藝術領域不帶中國玩，甚至産生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他們普遍認為國際語境在排擠和有意地忽略中國當代藝術，並開始尋找和摸索是否有新的策略可以進入國際藝術領域的視野之中。
這種思維方式主動放棄了自我個體的可能性和責任感，也將自身排除在一種全球化的關聯性之中。首要的難題是如何自我工作和尋找藝術創作內在的驅動力，而不僅依賴於外界參展邀請和銷售的機會來展開工作和思考。如何讓持續的思考和創作成為一個內在化的狀態，而不是被外在的機制開啟的過程。這使自我實踐的形成顯得尤為迫切。
普列托作品
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或者還未出現問題的時候，首先把責任放在自己的手中。藝術實踐和思考永遠是個體的，不應該是群體性的。群體性只能在短時間內奏效，而無法建立持久的內在化的工作機制，也往往削弱和遮蔽個體實踐的面貌和深度。事實上，作為1986 年“珠海幻燈展”的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的王廣義在經過了七天觀看當時遍佈中國各個區域的藝術群體的實踐介紹之後最深刻和根本性的認識是他自己應該脫離群體而回到個體藝術語言的塑造和思考之中。這也是為什麼1986年之後，很多活躍在中國各地的藝術小組和群體開始陸續解體，藝術家早已意識到個體工作的重要性，而不是依賴於發表小組的宣言和建立群體性特徵來進行工作。
就如同我們不應該主動地把自己從國際化的語境中割裂開來一樣，我們也不可能放棄我們的民族性。我們的生活和思考就立足在“此時此刻”，而此時此刻前所未有地同時具備了民族性和全球化的特徵，並被這兩個平行並交織在一起的語境所界定。回到自身，在個體的實踐和自我的實踐中真實地面對此時此刻，才是真正地參與到國際化語境的途徑，也是真實地面對和回應我們所處語境的方法。這也是為什麼普列托在最後回答到，“無論是古巴還是哪的藝術家，如果他的作品反映了全球性的反思、某種哲學思考或者某一社會政治問題，也沒有人會問這些作品是不是有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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