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驍純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李小山“窮途末日”論[1]為導火索，有關中國畫前途命運的論爭掀起了又一輪的熱潮。當時，人們的熱情大都集中在焦點熱點上，很少有人注意遠離熱點的水天中。其後，水天中又以油畫研究著稱，人們便忘記了水天中在那場爭論中的重要性。
水天中當時發表的重要文章有兩篇，一篇為《中國畫革新論爭回顧》，一篇為《“中國畫”名稱的産生和變化》。前一篇發表于論爭熱潮之前，後一篇發表于論爭熱潮之中。[2]
《中國畫革新論爭回顧》是敘史，“回顧”的時限從1904年康有為“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的宏議，敘至1981年江豐重申學習素描和反映現代生活的主張。從文章看，水天中有一種獨立的熱愛傳統文化的改革傾向，但傾向完全隱于冷峻、平淡的敘史之中，而或夾有類似“太史公曰”的議論，大都點到輒止。
文章開篇有句話：“對於爭論的新參加者，了解過去，也許可以減少我們在原地踏步”，這話似乎預知了後來的論爭熱潮，那些追蹤“窮途末日”焦點熱點，莊嚴而又神聖的激昂爭辯，很不幸，大都掉進了“原地踏步”的泥淖。
《回顧》中説：“近百年來，慨嘆傳統繪畫之衰落者頗不乏人”，而世紀大論爭就是起于康有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的驚世之語。那我們今天豈不是在原點上“踏步”?
1986年6月陜西楊陵會議將這次中國畫討論的浪潮推向了最高波峰，後來之所以沒有再出現更高的波峰，與這次會議的傾向有很大關係。這次會議雖然免不了回應焦點熱點問題，但重要的轉向在於，一些學者離開熱點，在史論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的建設性的構想。配合會議的黃秋園個展和谷文達個展，象徵了這種轉向。
轉向來的如此之快，我認為，與水天中的《回顧》一文是有關係的。
在“窮途末日”論發表和楊陵會議之間，《中國美術報》曾摘編兩千余字刊發了《回顧》的片段[3]。這張報紙的影響力擴大了《回顧》的影響力。對於不斷上升的虛火，它猶如一副強力清寧劑。
熟知了歷史，水天中對爭論中的焦點熱點問題便毫無興趣了。他在歷史梳理中發現了一個不可輕視小問題，他順筆將其寫在了《回顧》的文尾：“‘國畫’或‘中國畫’這一名詞的出現，只不過是最近幾十年的事。” 此事，漸漸成了他思考的興趣點，並最終擴展為專文《“中國畫”名稱的産生和變化》。這是水天仲介入那場論爭的主要文章。
這篇文章從語源、語義學的角度首次揭示了“中國畫”、“國畫”的秘密，指出“‘中國畫’這個詞的産生是在‘西洋畫’出現之後”，它使“傳統繪畫從這個新名詞裏，得到一個有利於攻防的地位”，由此揭開了這兩個概念的實用性和臨時性。
與《回顧》不同，這是一篇論文，它的最大特點是以史致論。
從前面所敘述的《回顧》一文的作用，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水天中以史致論的力度，但那還是一般意義上的史家式的以史致論，水天中油畫研究的文章，大都有這種史家式的以史致論的特徵。《名稱》一文不同，那是水天中以論家的身份寫的理論文章。對概念的討論，是語言學的理論問題。這篇文章的以史致論，是一種特殊的理論言説方式。
文章大意如下：清末，針對西方繪畫入傳，畫學著述中出現“中國畫”一詞，以區別“西洋畫”，當時，“中國畫”泛指“中國之畫”。民初，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應現象，國學熱興起，“國畫”一詞逐漸取代了“中國畫”。1921年上海美術學校和上海天馬會舉辦展覽，按“國畫”、“油畫”分列，全稱的“中國之畫”逐漸轉化成了半壁江山的一個畫種。1957年，由於周恩來建議“北京國畫院”的命名方案改為“北京中國畫院”，此後大都使用“中國畫”一詞，但畫種的意義沒有改變。後來，各大美院按國、油、版、雕分係，全國美展按國、油、版、雕、年、連、宣、漆、壁、漫等等分類……“中國畫”一詞在外延上的半壁江山地盤越來越小。
之所以不稱“彩墨畫”、“水墨畫”，是因為“中國畫”一詞內含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優越性，但大部分論述個中特殊性和優越性的文章，多以宋元以後的文人寫意畫的藝術觀念為參照。這使全稱的“中國之畫”隨時間推移在內涵上地盤也越來越小。
水天中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在敘史，但他的指向卻是理論。文章揭示了“中國畫”一詞從建構到逐步解構的過程，並指向了終將被徹底解構的未來命運。水天中沒有下結論，但文章專辟一節論述了國、油、版、雕……這種分類方式在語言學上的邏輯困境，又辟一節設想了“假若沒有‘中國畫’‘國畫’這個名稱”的情況，這些，可以視為以超然的方式對最後結論的另類表達。
在這篇文章中，歷史是邏輯的，邏輯就在史實之中;敘史是冷峻的，冷峻使結論愈加殘酷。
在那場中國畫論爭的狂熱中，《名稱》是比《回顧》更猛的清寧劑。
詞兒都空了，還為那個詞兒爭什麼——當然，這是未來圖景。
註釋：
[1] 李小山的《當代中國畫之我見》1985年7月發表于《江蘇畫刊》。1985年第14期(10月26日)的《中國美術報》以《中國畫已到了窮途末日的時候》為題摘要轉載了該文。
[2] 《中國畫革新論爭回顧》一文分上、下篇分別發表于《美術史論》(季刊)1983年第2期和1984年第2期。《“中國畫”名稱的産生和變化》一文，1985年12月脫稿，1986年1月和6月發表講演，同年在《美術》雜誌發表。兩篇文章均收入了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國現代美術理論批評文叢·水天中卷》。本文所引水天中語均據此書。
[3] 見《中國美術報》1986年第5期(2月3日)。文摘標題為《中國畫論爭三十年資料摘編(1917-1947)》。文前用黑体字引述了水天中《中國畫革新論爭回顧》中的一段話：“歷史的回顧能使人弄清楚他在歷史運動中的位置，和他正在起的作用;使人弄清楚給他接力棒的人是從哪跑來，而他又將跑向哪。對於爭論的新參加者，了解過去，也許可以減少我們在原地踏步。”該期的責任編輯是蔡星儀。
（本文首刊于《藝術》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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