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畢武英
2011年3月3日至14日，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和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以下簡稱兩會）相繼在北京舉行，12天的會議中，本刊記者跟蹤採訪到24位“兩會全國政協委員中的藝術圈面孔”，發現不僅一些原本就是話題的現象，被他們作為提案申報，更有很多不被關注的藝術問題，也受到各方熱議。
（文中受訪者均為全國政協委員）
《富春山居圖》
2010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就“兩岸關係”答記者問，提及由於歷史原因分藏于兩岸的元代黃公望力作《富春山居圖》時感慨道：“畫是如此，情何以堪”。2011年1月，兩岸終於達成協定，《富春山居圖》中藏于浙江博物館的《剩山卷》和藏于台北故宮的《無用師卷》，在隔海相望60餘年後，將於6月在台北合璧展出。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向記者介紹説，《富春山居圖》的《無用師卷》在抗戰時期和很多故宮藏品一起南遷至台灣。此次合璧展出，標誌著兩岸文化交流被進一步推進。對於公眾十分關心的“合璧展之後，《無用師卷》能否返回創作地——浙江富春江畔再次展出”，鄭欣淼稱，就兩岸目前磋商的結果來看，《無用師卷》暫時不會在內地展出。“但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將來總有機會回來展示。”
鄭欣淼還向記者介紹説，2012年台北故宮將舉辦《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大展，屆時，北京故宮還將借借給台北20余件藏品。“一些民眾認為這樣的交流不對等，但作為博物館，希望海內外同胞能夠看到一個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就好像2009年在台北故宮舉辦的‘雍正大展’中，如果沒有北京故宮借展的37件藏品，雖然也能稱為‘大展’，但畢竟是有缺憾的。”
鄭欣淼透露説，儘管台北故宮目前還沒有將藏品拿到大陸展出，在今年北京故宮籌備的“蘭亭”大展中，台北故宮還是決定拿出一些資料和文獻。鄭欣淼説，“兩岸交流不可阻擋，兩岸的同胞也都想看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瑰寶。”
而2010年以一份“建議《富春山居圖》在原創地合璧展出”的提案，引起總理關注，並加速促成了《富春山居圖》合璧展的重要人物之一，藝術家何水法，則對記者表示，雖然提案提交一年後，《富春山居圖》終於能夠合璧展出，但在進展並不快。“按我的想像，這個展覽應該在去年完成。因為去年正值《富春山居圖》創作660週年，而且那一年和2010年一樣，都是庚寅年，非常有意義。”
文物保護
2010年底，清華大學百年建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清華學堂突發大火，9個消防中隊的308名消防員趕至現場撲救。因此，文物保護中的各種問題成為此次兩會的熱門話題。
中華文化遺産研究院研究員張庭皓認為，文物保護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目前受到很大衝擊。比如雖然法律明文禁止，但還有不少文物保護單位，打著文化企業的招牌，當作企業資産來經營。“如果按照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這種現象就能杜絕。問題在於一些地方政府將不可再生的文物資源當作當地政府資源，隨意處置。”張庭皓還説，在城市改造中，大量具有文物價值的古代民居被拆除，除了受到經濟利益的誘惑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專家團隊對這些文物建築進行研究，缺乏對古代民居的價值判斷。另外，古代民居的所有者，也缺乏對建築的價值認知。因此當政府拆遷時，為了改善居住環境或者獲得賠償，這些所有者並不會訴諸法律。使得違法的拆遷即便受到各方批評，也由於沒有原告而得以順利進行。“因此，普及文物建築的價值也很重要”。張庭皓在今年的提案中，特別建議實行文物督察特派員制度，對於破壞文物，違反文物法進行非法建設的行為嚴格監督。“這些督察特派員由國家文物局派駐各省，和當地沒有瓜葛，受文物局委託來監督。”
而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國際博協亞太地區聯盟主席張柏，則就各地不斷興起的文物復建向記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文物復建要慎重，首先不能破壞原址。其次，復建後的建築性質是現代建築，絕不是原來的文物。第三，復建的設施中，儘量留有完整的文獻資料。張柏認為，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要復建了。
除了有形的文物實體，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副主任田青認為，文物的概念越來越廣泛。很多具有物質載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也應納入文物範疇。比如少數民族的服裝，過去認為不夠文物級別，近幾年被外國人大量收購，運往境外。而文物保護法中，由於現代少數民族服裝不夠年限，因此並沒有受到禁止，大量流失後造成很大損失。田青説，收藏中具有載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空間很大，比如風箏、面人、楊柳青的年畫，過去“上不了檔次”，然而由於傳承不利，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稀缺性和不可複製性就使得它們變成文物了。田青認為，傳承不利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觀念。“少數民族的年輕人，並不認為自己的民族服裝好看，轉而穿著牛仔褲等西方服飾。因此，國家再怎麼提倡保護都沒有用，根本在於民族的文化自覺性。”
文物捐贈
本刊曾就個人文物捐贈的路徑不暢做過題為《文物回流困境》的報道（見2010年9月10日刊），兩會期間，故宮博物院科研處處長余輝就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簡稱《捐贈法》）提出自己的建議。
余輝向記者介紹説，《捐贈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以來，較為有效地推動了我國公益事業的發展。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捐贈法》的一些問題暴露出來。首先，《捐贈法》沒有明確的管理部門和明確的監督方式。造成公益事業管理存在一些困難。出現的問題是，募捐活動大多沒有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登記制度，隨意性較大等。另外，缺乏對公示制度的具體要求，因此實際捐助活動公開透明度不大。捐助資金分配及使用不夠公開，引起了捐贈者的疑慮和不滿。余輝説，在捐贈過程中，一些知情人，掌握到一些不合法行為，比如某些捐贈款項被挪用，當他去舉報的時候，法院都以他不是直接受害人，而不予受理。因為只有捐贈方才能訴至法律，所以喪失了大眾監督。
因此，余輝建議，應該明確民政部門作為管理主體，另設監督機構，擴大訴訟的主體範圍，為了落實公益性捐贈得到社會監督，使其透明公正，知情者可以作為公益性訴訟主體。法院可據此對公益性事業捐贈的相關案件立案。
此外，余輝建議給公民建立捐贈檔案，當公民捐贈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除落實現有稅收優惠政策以外，對捐贈者給予應有的社會認同和多方關懷。例如在原有稅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擴大稅收優惠幅度，建立國家功勳制度，根據捐贈財産的額度及累計額度，給予國家級的榮譽稱號，為捐贈者及其家庭成員提供醫療VIP服務以及其他VIP服務，增強激勵機制。
余輝説，現有《捐贈法》僅就企業和個人所得稅以及境外捐贈方面優惠作了規定，但捐贈物品的抵稅問題，特別是文物、珍寶等無法直接開具現金收據，捐贈普通物品的價格核定也缺乏法律依據。他建議，核定文物、珍品價格時可在一定程度上適當參照市場價格，普通物品的價格可參照《産品品質法》關於製造商、銷售商、消費者三類人群的劃分形式，對三類人群捐贈物資時按各自的實際付出分別核定捐贈額度，以體現社會認同的公平性。
此外，余輝還建議在《捐贈法》中對媒體宣傳作出原則性規定，糾正媒體對捐贈多的個人進行負面報道的現象，使媒體充分發揮正面的導向作用。
三館免費開放
2011年初，文化部、財政部共同出臺《關於推進全國美術館、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之後不久，中國美術館即宣佈免費開放，成為“三館免費開放”話題的主角。
原中國美術館館長楊力舟對記者説：“三館免費開放，在擁護的同時，不能將免費範圍絕對化。“三館開放中，中國美術館目前都是臨時展覽，沒有陳列珍貴文物，因此觀眾不會太多。但如果一旦有好的展覽，還是要限制一定的客流。”楊力舟舉例説：“以前美術館引進過國外好的展覽，當時很多人來參觀，空氣流通不暢，不但觀眾感到不適，對展品也是一種損傷。”楊力舟認為，限流的最直接途徑還是售票。“此外，美術館除了免費開放外，還要為參觀者提供各種學術報告、導覽解説以及展覽衍生品等服務”。
除此而外，楊力舟對於此次三館免費開放並未涉及的博物館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古代文物博物館，以及在古代遺址上建立博物館，要有計劃地免費開放。“比如故宮博物院，一進大門就是文物，開放30年，600年的地磚都被踩毀了。所以過去外國人批評我們破壞性開放。”楊力舟説，對於文物博物館，“保護第一，開放第二，最後才是免費開放。”楊力舟建議政府應該加大對博物館的財政投入，不光是貼補門票，更多地要加強對建築的維護以及文物的研究宣傳。
就故宮博物院是否也會步入免費開放的行列，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回應説，故宮博物院屬於遺産性建築，本身就需要保護。因此，不但不會免費開放，而且今年還有可能限制一些客流，具體的限流辦法正在研究之中。“故宮博物院最多的一天曾經接待過14萬遊客，不限制不行”。
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國際博協亞太地區聯盟主席張柏認為，博物館免費開放，已經具備了很好的基礎。“目前全國已經有1000多家博物館免費開放”。他説，除了北京故宮、西安兵馬俑等遺址博物館以外，其他博物館都應該免費開放。“過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不會去博物館，免費開放後，他們也可能會去，次數多了以後，興趣就會培養起來，對提高整體文化素質起到推動作用。”張柏認為，“現在一些博物館擔心，免費開放後遊客反而少了，主要是服務沒有跟上，比如，展覽不再經常更新”。張柏説，免費開放後，博物館的壓力會加大，應該通過博物館內部改革，調動員工積極性，提高業務水準，讓公眾滿意。
而中國美術館現任館長范迪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美術館此次免費開放，作為館長感覺壓力很大，畢竟京城獨此一家。而且各界都對免費開放後的場館設施是否符合需求，觀眾能否文明參觀，會不會有老人提著蔬菜來美術館洗菜？會不會有觀眾躺在展廳的休息座上睡覺？等表示擔憂。
不過，令范迪安欣慰的是，這些擔憂的情況自免費開放後都沒有出現。記者採訪時，正值中國美術館免費開放一週，在這一週的時間內，除了出席兩會的各種活動，范迪安每天都會抽空回到美術館，在展館中觀察參觀者的反應。他發現，“公眾進入美術館後，互相之間會建立一種文明觀展的機制。比如，誰要大聲喧嘩，旁邊的人就會投來責備的目光，誰對著作品拍照，也立即會遭到譴責。所以美術館在某種程度上營造了和諧的氛圍。范迪安説，公眾的素質在提升進步，作為美術館，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觀眾就會滿意。
倣真畫對藝術家權益的侵害
近幾年，隨著藝術品市場的火爆和高科技的介入，一些以假亂真的倣真畫作進入市場，藝術家和藏家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此次參會的西藏藝術家尼瑪澤仁向記者介紹説，2010年，自己曾在某知名藝術網站統計的拍賣數據上發現，一年中，自己有23件署名作品通過各種途徑在拍賣公司上拍，其中20件都是贗品。另外3件，由於圖片品質不清晰，難以辨別真偽。尼瑪澤仁向記者訴苦道，“目前沒有明確的立法來懲治這些行為，因此，我只能以微弱的個體力量保護消費者利益。我已經在網站發佈消息，只要藏家找到我，我都為他免費鑒定我的作品。”尼瑪澤仁不無擔憂地説，在發達國家，文化藝術産業在國民生産總值中佔據前幾名的位置，而該産業在我國正處於發展時期，如果不及時立法，規範市場，這個極具前景的市場一定會萎縮。
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何家英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也建議應該立法規範書畫高倣真行業。
何家英認為，書畫高倣真行業作為藝術品新興産業，對書畫市場起到擴大影響力的作用。“近幾年隨著拍賣市場中藝術品價格的不斷飛漲，精品書畫攀升到百萬元人民幣高位區間的同時，也拉開了其與中小藏家的距離。而高倣真書畫作品的出現，使得普通民眾可以以原作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價格，欣賞到與原作品質非常近似的畫作”。在何家英看來，高倣真書畫作品的出現，本來是一件有利於藝術傳播的好事，而且隨著從業者的不斷加入，逐漸形成了一個不容小視的産業規模。
然而，書畫高倣真行業剛剛起步，並沒有相關的法律對其發展進行規範。導致一些不法從業者以高倣真作品當作真跡銷售，攪亂市場，嚴重影響了藏家的收藏信心。
2010年秋拍時，記者就曾經接到一位藏家的舉報電話，稱某知名拍賣公司的預展現場發現一件著名書畫家作品，肉眼幾乎辨不出真假，但拿到專業放大鏡下一看，就能看出高倣真作品中特有的印刷網點。而何家英則認為，這僅僅是高倣真畫作擾亂藝術品市場的冰山一角。“據説，現在已經出現了一種印刷技術，連印刷網點都看不到”。
何家英説，以前很多人模倣我的畫，我並太在意，因為他的行為本身也需要勞動時間。但是高倣真技術很容易做到複製。購買一套設備的價格不過幾十萬，好一點的上百萬。我做過調查，某公司仿製我的作品，優惠價格約在200元人民幣一平尺。做好後，如果被當作真跡來銷售，價格則能賣到幾十萬、上百萬，不可不謂‘暴利’。
何家英認為，如果不及時出臺相應得法規，儘早遏制這種以假亂真的行為，不僅不能促成高倣真書畫産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將會極大地衝擊整個藝術品市場。現在藏家在拍賣行競拍，往往只有兩個人爭奪到最後，並將價格推升到一個令人瞠目的區間。一旦這兩個人中的其中之一，由於高倣真書畫對市場的混淆，選擇退出，那麼藝術品價格就會回落，長此以往，對整個藝術品市場都是不利的。
何家英建議從高倣真書畫行業的源頭進行規範。“首先對進口高倣真書畫設備進行登記，掌握這些機器的流向。其次，在高倣真作品的中心位置，做浮水印或鋼印，並限量印刷。另外，在製作當代藝術家書畫作品的高倣真品時，要得到藝術家授權，附有合同，否則不容許印刷。最後，就是要對拍賣行和畫廊制定法律約束。明確規定拍賣行對其拍品，畫廊對其銷售的作品有義務也有責任進行真偽鑒別，不得將高倣真品當作原作出售。”
文化教育興國
記者在採訪中還發現，很多藝術界的政協委員從不同的角度呼籲加強文化傳播，提高公民審美教育。
中國國家畫院一級美術師李延聲向記者介紹説，自己的提案主題是“美育興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就要開始提高國民的藝術修養”。李延聲認為，一些政府決策者的確想為公眾做一些大事，但由於缺乏藝術修養，在城市建設中一味貪大，“有'個數據，中國183座城市都要建成國際大都市，摩天大樓，標誌性建築成為這些決策者的心頭之好。”這樣的結果是，城市風格雷同，失去了原有的品味。李延聲説，自己去的一個小鎮，很有經濟實力。因為是“燈具之都”，當地政府決定標誌性的建築要具有燈的形狀。最後，一個洋油燈建築落成了。李延聲説，但凡決策者有一點藝術修養和文化知識，就不會選擇這樣的造型，因為這種燈是美國在清朝末期，為了向中國傾銷石油，以“買油送燈”的形式傳入中國的。“中國五千年曆史，有那麼多造型獨特的燈，為什麼不用呢？”
其實，關於加強美育教育的提案，李延聲在去年兩會期間就已經提過，該提案在兩會後被轉到建設部，建設部之後給出的回復是，開設針對市長的美育培訓班，通過舉辦各種活動，提高他們對城市規劃的認識。但在李延聲看來，這樣的培訓班效果並不理想。“我們國家還是書記主抓工作，他們沒有參加培訓班，依然起不到提高審美的作用。”因此，李延聲在今年的提案中，特別強調要加強全黨美育教育。
除了提高決策者的藝術修養，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提案建議加強青年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培養青年一代的優良品格。劉大為對記者説，現在年輕人對知識的掌握能力很強，但有些方面，比如對社會的責任和集體主義觀念不強。加之社會上追逐利益、金錢風氣盛行。“年輕人承擔著國家繼續發展壯大的重任”，如果一味追求自我價值，將無力承擔社會責任。
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陳醉，則在文化教育方面建議設立文化生態學科，他認為，“現在生態環境很重要，藝術家是提供精神食量的勞動者，在經濟上坡，道德滑坡的當下，怎樣建立一個健康的文化環境至關重要。”
此外，天津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杜滋齡還提出文化下鄉的建議。經常下鄉采風的他，對農村文化的匱乏頗有體會。“把精品畫展拿到農村去，原作拿不了，就拿彩色印刷的倣真作，這樣只要找個地方往繩上一挂就可以。農民在溫飽問題解決後，也有精神層面的需求。我每次下鄉寫生時，周圍擠滿了人看我創作。他們也喜歡藝術。”
藝術品資本市場
2011年秋季，徐悲鴻作品《巴人汲水圖》以1.71億元人民幣打破中國近代書畫的拍賣世界紀錄。中國藝術品市場再次引起各界廣泛關注。記者在兩會現場與徐悲鴻之子、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院長徐慶平，談及炙手可熱的藝術資本時獲悉，二十年前，一幅題有“天地何時毀，蒼然立古今，平生立動意，對此一沉吟”的徐悲鴻自寫畫，在香港拍賣市場以100多萬元的港幣成交。使得中國畫首次突破百萬港幣。徐慶平受邀在香港某媒體撰文時提到，這個價格遠遠沒有達到中國藝術品應該有的地位。“中國藝術博大精深，其中所體現出的智慧不是當時100萬港幣所能代表的。”徐慶平認為，直到20多年後的今天，1.71億元人民幣的《巴人汲水圖》才真正説明瞭中國畫的價值。“父親之前的三張油畫，一張是《愚公移山》稿本拍出3000多萬元人民幣，《奴隸與獅》以5000多萬人民幣成交，抗戰間創作的《放下你的鞭子》以7000多萬人民幣成交。當時就有美國評論文章稱，徐悲鴻最近3張畫屢屢打破中國藝術品在世界的紀錄，從整體上抬高了中國藝術品的價格。”徐慶平認為，這是對中國藝術品的國際肯定，説明中國整體實力有所提升。“其實藝術品很大程度是被畫商操縱的，如果國力不強，在西方畫商操縱的情況下，中國的藝術品價格很難上去。
在中國藝術品的國際聲音越來越強大時，政協委員也開始關注藝術品資本市場。廣東畫院院長許欽松的提案就是加大力度支援建立藝術品資本市場。他向記者介紹説，現在各地都在興辦文交所，資本的社會化程度很高，閒散資金充裕，但是由於投資渠道的不順，很多熱錢被引入樓市，股市，黃金市場。“政府在加大力度調控房價的同時，應該引導這部分撤離資金進入藝術市場。”許欽松説，藝術品資本市場應該有融資平臺，比如按照文交所的方法，把藝術品打包上市，使藝術品證券化。另外必須建立整套的監管機制。目前藝術品資本市場的法規建設還不到位，出現的問題很多。特別嚴重和致命的是藝術品真假問題。許欽松認為，應該建立全國系統的藝術品認證中心，藝術品和其他物品一樣有證書，兩者捆綁在一起進入流通領域。此外，應該建立一個國家評估機構，確定藝術品到底值多少錢，最後就是要建立藝術品抵押制度。
設計興國
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中心主任朱樂耕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自己的提案主題是“設計興國”。“中國是製造大國，目前都停留在來料加工階段，不僅生態環境得不到保護，獲得的利潤還非常微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沒有自己的品牌設計。我們研究發現，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面臨著和我們一樣的問題。但是它們從國際引進很多高端設計師，比如三菱，新力，這些設計師有國際經驗，同時也被國際市場認可。所以我覺得可以借鑒這種方法，引進國際高端設計機構和組織，做我們自己的品牌”。
書法
隨著近幾年藝術市場的火爆，和繪畫密不可分的書法進入政協委員的視野。徐慶平今年的提案就希望能夠提高國家音體美和書法課的教學體量。“書法在我國教學中被安排在中小學的語文課堂裏。按照國家規定，每一個星期都應該有一節書法課。但是由於這些課所佔的考核比重太小，學生、家長以及社會都不重視，往往形同虛設。徐慶平認為，教育部應該強調這些課程的重要性，提高它們的教育品質。
和徐慶平一樣，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院長吳為山的提案，也是將書法引入正式的中小學課堂。吳為山説，“書法是以文字為載體的藝術創作。漢字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風格，如果弱化了傳統書法的教學，其實就是對中華文化載體的淡化。”吳為山説，現在的年輕人，電腦使用熟練，很多已經寫不好字了。而文字不僅僅是一個書法問題，更是時代審美、理想以及經濟文化的集中體現。所以曾有著名的藝術理論家説，書法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國家應該重視書法在青少年中的教育水準。
藝術家王成喜認為，目前書法市場，良莠不分，很多書法愛好者熱衷創新，在王成喜看來，應該提倡傳統的書法藝術。“真正的書法藝術是獨一無二的社會道德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載體。比如，漢字中的每一字都有一個主筆（主要筆畫），人民的“人”，右撇很重要，告訴我們，做事情也要有主次。從來的“從”字，兩個‘人’完全一樣，但左邊那個稍小，體現了中國人互相關愛，包容的獨特觀念。再比如，任何一個漢字在書寫時，第一筆和最後一筆都很重要，這也是一種觀念，告訴人們做事要有頭有尾，不能草草收場。王成喜説，通過書法，把中國哲學和智慧表現得淋漓盡致。現在的創新者首先要考慮到讓人看得懂，另外創新也要有個基本框架。
記者發稿時，兩會已經圓滿閉幕，希冀藝術界政協委員們的提案在2012年到來的時候都有滿意的回復，而本刊也將在一年後繼續關注他們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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