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無論如何我們都沒辦法回避在舉辦一次女性藝術的展覽和探討女性話題時所面臨的尷尬。一方面，女性藝術似乎不僅僅是在男權話語體系下的一個命題，更是西方中心主導下的文化命題，中國的女性藝術似乎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出的對政治權利與文化立場上的選擇與應對，這是一個令中國女性藝術的研究學者隱約覺得無奈又不安的現實遭遇。另一方面，女性藝術家既需要通過集體的展示給自己一個言説的平臺，同時又不願意以女性身份給自己一個歸類與界定，這使得在女性藝術展覽的研討會上，大多藝術家選擇沉默或者聲稱自己的創作與性別無關。
這似乎不僅是中國當代女性藝術面臨的困境，在後現代主義背景下談及女性藝術，已經讓我們很難相信有一個權威的、建立在全球範圍內共同的理論體系，我們在這個知識框架下可能對女性藝術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的方法達到共識。既如此，我們不妨考慮從微觀的、案例分析的角度對女性藝術做調查與研究。我們還將對女性藝術作品的圖像本身作解讀的比較。
毫無疑問，我們正在經歷文本世界向圖像世界轉向的時代，視覺時代的來臨，預示著人們更願意通過圖像獲得資訊，對作品圖像的直接解讀顯得更為簡單快速和有效率。我們相信在解讀作品時的普通觀眾是可以拋開性別觀念的，他們的審美取向與價值觀念決定了藝術作品被以什麼樣的方式解讀而不再糾結在性別判斷的層面。從這個意義上説，一次展覽不再只是藝術家與理論界參與的精英的、學院式的“圈子”內活動，更不應該是一次自娛自樂的“藝術party”。大眾（觀者）解讀應該成為藝術研究包括女性藝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使得我們即將舉辦的以女性為專題的展覽具備了理由與意義。
二
我們以“無限繁衍·視覺案例”作為展覽的主題，旨在直面女性藝術的問題，試圖從女性自身的視角認識並反觀自己，從性別的特質本身談論女性藝術。繁衍，意為“繁殖衍生;逐漸增多”。對於女性而言，承擔生命的繁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性別本質與使命，無論對性別持怎樣的批判立場，這樣的生理價值與性別分工仍然是人類存在的理由並使生命的不斷繁衍發展成為可能。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説，正如波伏瓦所説，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毋寧説是逐漸形成的，是社會文明的産物的而不是自然造就的。法律、風俗等等所謂社會文明（即使文明本身值得質疑）的傳承使得女性從生命誕生開始，就經歷了一個“被女性”到“女性”的過程。當一個女孩呱呱墜地的一瞬間，社會就開始為她賦予女孩必須的定義，她的髮型、服裝、第一個玩具，父母為她講述的第一個道理就決定了她未來必須具有的女性特徵。等到一個女孩發育成熟並懂得孕育另一個生命的時候，就基本完成了“女性”角色塑造的過程。其間因為這樣特殊的使命與經歷，使得女性有了區別於男性的太多的生命體驗與思考，這些便是由“繁殖”衍生出的新的學術課題，也是我們以“無限繁衍”作為主題的最初考量。
事實上，女性更多地承擔了與日常關聯的社會分工，日復一日處理繁雜而瑣碎的生活細節，使女性在解決問題的方式上更多地通過絮絮叨叨作為排解。有生理學家認為性別在處理日常情緒時，男性與女性的反應過程是存在差異的。如果我們將人類的大腦皮層沿著從鼻子直到頭後部劃分為左右兩半球，它們分別處理客觀事物的不同方面。右半腦綜合背景的或前後聯繫的資訊（就象森 林），左半腦分析有突出特徵或符合主體當時需要的資訊（就象森林中的一棵樹）。而右半腦在整個情緒活動中似乎起更重要的作用，即人們怎樣表達這一些情緒；而左半球主要處理言語的客觀內容，即表達了些什麼。 有研究者認為，男性右半腦負責處理阻止行為發生的消極情緒（如害怕和厭惡）；而左半腦負責處理趨向行為的積極情緒 （如笑和快樂）。而女性則不同，女性在情緒活動中會有更多的情緒資訊擴散到大腦兩半球，就是説，女性對情緒的反應是大腦整體的活動。如果説這種觀點是對的，那女性天生就具備了矛盾和反覆的生理特質，容易沉溺于無休止的糾結煩擾，並且表現于行為方式上的無規律、無序等。這樣的特質必然衍生出心理及精神層面上對女性藝術創作的影響，女性藝術家的作品更多觸及生命意義的追問，瀰漫著夢囈般的感性氣息，這種多維、繁雜的思考方式與表達方式讓畫面呈現出某种女性的獨特性，這使得我們在解讀女性作品時往往覺得充滿意味並常常有意外之喜。與男性藝術家更多關注社會性與宏大社會敘事相比，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往往更具有哲學性，更形而上也更接近藝術的本質。
對藝術家而言，在週遭真實世界與虛擬幻像重疊中作出思考、判斷與選擇，將日常圖像與記憶或想像等各種幻象的碎片結合，並最終轉換為視覺化圖像的過程，不僅使觀者覺得神秘，有時候連藝術家自身也難以解釋。這其中“符號”的選擇與運用至關重要，它使藝術作品具備獨特性並讓闡釋成為可能。我們相信藝術家對符號的選擇一定具有偶然性，比如一次重要的生命體驗、一次神聖的宗教儀式、一次哲學觀的頓悟甚至可能只是偶爾略過的一個畫面、一本書或者一句話等等，這些都可能轉化成為藝術家重要的表現符號，這種偶然性的選擇可以説是一次策略選擇，是將精神世界比較恰當的物化到畫面去的合適媒介，借助這些符號，觀眾也更容易讀懂藝術家的意圖。因此，我們不得不關注和解讀這些符號背後的隱喻與社會學意義，我們希望通過展覽和研討的途徑可以對這些課題作出探究。此次展覽我們共選了當代十位具有代表性的女藝術家參展，她們的作品符號明確、強調個體觀念並留有對女性問題思考的痕跡，對一次調查女性藝術的創作狀態及衍生的社會學關注的案例分析來説無疑是合適的。
我們以“視覺案例”作為副標題是出於以下思考：首先我們試圖從視覺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圖像的角度對藝術作品進行解讀，因為較之圖像，視覺文化是一個更綜合、多元、包容的體系，這不僅表現為我們面對一個圖像時，僅僅會作出的直覺反應，我們更相信這是個體在綜合的文化背景下對圖像作出的一次 “再闡釋”，這種重新闡釋是作品與觀眾日常各种經驗元素綜合作用下的産物。“案例”則是對“個案研究”重要性的強調。正如我們對宏大理論體系持懷疑態度，不相信人類社會發展是由落後到進步、由非理性到理性單一的線條一樣，我們相信藝術甚至是文化可能只是一些“碎片狀網路”①，既然我們用一個理論體系來闡釋或者概括女性藝術顯得那麼不具可能，那我們作個案的切片式的案例研究則是一種具體的、有意義的方法。案例研究是一個靈活的、變動的體系，針對不同的藝術家與作品，注重藝術家的體驗與作品自身的資訊元素，在研究中激發靈感並積累資訊，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上讓藝術高度的偶然性和歷史化的研究方法進行結合，這是一種研究方式的轉向，而這個轉向會因研究的問題不同及研究對象的轉變而轉向並尋找意義。
與以往女性藝術的展覽與研究不同，我們更注重觀者對作品的闡釋，我們將邀請普通觀眾參與研討的過程，讓“藝術家、學者與觀眾”三種身份在同一語境下共同對藝術作品進行闡釋。這之中資訊間是否對稱？如何互通？差異在哪？如何尋求共識？我們相信一場精英與平民短兵相接的討論或許會使藝術更貼近我們試圖尋找的答案。一直以來，藝術似乎是個專業化、精英化的圈內話題，與外界幾乎關聯不大。藝術家與理論界均滿足於行業內的自得其樂，普通百姓也不敢以日常視角觸碰甚至參與這樣一個神聖的話題，這種合謀造成了藝術一貫的“神聖性”。後現代宣佈了精英時代的結束也似乎隱喻著任何神聖被解構的可能，大量神聖符號被複製、反諷、改造，圖像鋪天蓋地席捲而來，大眾有更多機會和可能接近藝術的真相，可以像模像樣地去解讀藝術作品。這是一個去“圈子”化的過程，我們甚至可以用平民化的話語方式直白地詢問女性藝術家、學者和觀眾，你們都關注著什麼？思考什麼？傳達什麼？獲得什麼？困惑什麼？從另一角度來説，我們認為普羅大眾觀看作品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嚴肅而深邃的問題，他們對作品的閱讀不是相信圖像本身，而是一次對圖像的重新闡釋。從某種程度上説，藝術作品一旦被完成，就已經具備了獨立的意義，被如何解讀可以和藝術家的創作初衷沒有太多關聯。因此觀看和觀眾顯得至關重要，他們與作品一起完成了新的創作意義的過程，這個過程中觀看者的文化背景與價值判斷決定了對作品的不同理解和解讀的多元性，藝術作品會因此獲得新的意義。
三
自2007年，關山月美術館已經連續做了“艷色紀錄——2007當代女藝術家邀請展”、“自然而然——2010武漢、深圳女藝術家邀請展”等展覽，邀請了國內眾多女藝術家參展，並出版了畫集。我們不僅在關注中國女性藝術家的陳述方式與文化思考，我們更珍視女性問題的研討與批評。我們要感謝廖雯、徐虹、孫振華、魯虹、譚天、盧緩、韓晶、鄭娜等學者，他們給予了我們鼎力的支援與鼓勵。每一次研討都會給我們很多的啟示，我們經常在認真思考和面對這樣一些問題：如果要推動女性藝術的發展，必鬚髮現好的、有價值的藝術家，推介她們優秀的作品，並且通過藝術展覽與學術研討發現和探討女性藝術中存在的問題與價值。但具體到女性藝術的展覽來説，如何能夠找到一些有文化針對性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又能對女藝術家産生什麼樣的效應、價值與意義；如果我們從區域、族群、階級、歷史文化、社會建構等各個層面對女性藝術做比較性的研究，這當中女性的獨特形態又能以怎樣的方式通過展覽呈現出來等等。
無論怎樣，持續的對女性藝術的關注和不斷地為女藝術家做展覽是有意義的，只有給她們提供足夠的空間展現自己，才能消弱所謂的性別偏見。我們相信實踐比理論上無休止的論辯也許更切實可行，這最終必將會對當代藝術的多元發展提供幫助。我們希望這種帶有嘗試性的展覽與研究能夠延續下去，其衍生的學術話題也令我們充滿期待。
2011年1月寫于深圳關山月美術館
注：①《視覺文化導論》p30頁，（美）尼古拉斯·米爾佐夫著，江蘇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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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無鏡”女性藝術展策展人彭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