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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既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求真的科學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3-02 20:00:10 | 文章來源: 《上層》

文\沈語冰

翻譯既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求真的科學

——專訪浙江大學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教授 沈語冰

記者: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要更加清楚地認識西方的藝術世界,大部分還是要通過翻譯,那麼翻譯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是什麼?

沈語冰:翻譯是一個重要過程,因為翻譯是文獻積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最主要的方式。中國文明很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像唐代就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國際水準的時期,也是翻譯文獻最多的時期之一。那些翻譯文獻不僅僅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文化精神,更影響了漢語的表達方式。譬如佛經的翻譯,就改變了中國經典深奧的古文傳統,用更為簡潔醒豁的白話文表達,更適合普通人持頌、研讀。到了晚清,政府專門設立了翻譯局進行大量翻譯工作,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民國。在這一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西方豐富的科學、文學、哲學、藝術、宗教著作都被翻譯過來,掀起了中華民族吸收外來文化的新高潮。

翻譯是打開視野的必要手段,同時也是我們知識更新,知識結構重新調整的重要程式。

記者:翻譯該如何來避免誤解,減少原作資訊和美感的流失?

沈語冰:翻譯是一個創造性解釋的過程,是兩種知識版塊的“地殼運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解釋性問題,但這些問題又是文化交流中不可輕視的。翻譯不僅僅涉及到語言轉換,更是一個了解兩種文明、兩種文化之間的共性與差異的過程。

記者: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值得我們吸收和借鑒,那麼在選擇翻譯對象的時候,如何來把控好這個“眼光”?

沈語冰:對於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們要拿出眼光來。過去我們也做過很多翻譯,以外國美術史論的翻譯為例,我們曾經翻譯過不少著作,但稍微留意一下便可發現,書店或網上到處都是入門普及類的書籍,其原著多為Introduction to或General History of之類的書。這些相對簡單的介紹類著作,或僅僅對某個問題、關於某段歷史的通史類著作,其實沒有必要翻譯太多。隨著我國學者和學生外語水準的提高,他們大多已經可以閱讀這類書的原版。但是,對於那些影響了一個學科的、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或者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經典著作,我們不僅要細讀原文,還要把它翻譯成中文。

因為翻譯是最好的細讀過程,也是一個創作性轉換的過程,能極大地影響漢語界的研究和漢語界的批評。經典著作是值得反覆研究和推敲的,只有通過翻譯的創造性轉換,才能讓它們融入到我們的本土文化和血脈中來。

記者:不得不提到你翻譯的羅傑-弗萊的著作——《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你還提出了“研究性翻譯”的概念,這個概念該如何理解?

沈語冰:正因為翻譯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而是涉及到兩種語言背後的整個思想文化的系統轉換,因此我才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研究性翻譯”。我們現在很多學者都有很高的外語水準,但是光有這個是不夠的。比如,在翻譯一本經典著作的時候,會涉及到很廣泛的知識面,包括基本學養、外語素養、翻譯的專業技能、專業知識背景、更有母語本身的修養等等,所以要求是全方位的。

除此之外,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翻譯者和研究者的文獻目錄意識。例如,在翻譯外國美術理論與批評理論的時候,一定要弄清楚哪些是值得翻譯,哪些是不值得翻譯的,這關係到我們的西方文獻目錄學的基本素養問題。過去美術史論的翻譯問題,很大程度上就出在這裡,我們沒有選擇到對國內最重要,在西方最有價值的書籍,而是翻譯了大量普及類和通俗類書籍。

研究性翻譯不僅要涉及作者的背景,學術史的上下文,涉及對作者思想的宏觀把握,更涉及到如何使原作與中國的語境相銜接,還要注意原作在中文語境中出現理解上的偏差的可能性,將誤讀減小到最低程度。這些都是翻譯者需要考慮到的,所以,翻譯者首先必須是一個研究者。

記者:羅傑-弗萊的《塞尚及其畫風的發展》寫得極為凝練,你譯後只有6萬字,可是你又為這本書做了大量詮釋,達到了20萬字,還附上了你的三篇研究性論文,你是如何考慮的?

沈語冰:羅傑-弗萊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藝術史家和藝術批評家之一,他是形式主義美學流派的開創者,在西方具有很高的地位。弗萊的主要著作近幾年才逐漸被翻譯過來。也就是説他在20世紀初寫的著作,我們到了21世紀初才開始翻譯,落後了將近100年。《塞尚》是弗萊晚年的作品,是他一生事業的最高峰,也是他留給世人的一份總結,一份遺囑。他的一位好友,意識流小説大師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評論過這部著作,認為“《塞尚》是羅傑最偉大的作品。”原作只有6萬字,我翻譯成中文以後,所做的註釋和研究性導論以及附錄,加起來達到了20萬字。這樣一來,我做的就不僅是翻譯工作,更重要的是對羅傑-弗萊在西方美術史和美術批評史上的貢獻做了定位,闡述了他的主要思想和方法,以及他對西方後來的藝術史和藝術批評的影響,因此算得上是對他的全方位的研究。

記者:有人評價你的著作《21世紀藝術批評》是站在巨人康得-韋伯-哈貝馬斯現代性哲學的肩膀上,為我們描繪了一遍20世紀藝術批評的地圖,這幅地圖是怎樣的?

沈語冰:這是我2001-2002年在英國做訪問學者時開始的工作,2003年10月,范景中老師作為責任編輯編輯出版了這本書。這本書是我對20世紀西方藝術批評的一個概覽,或者説勾勒了一個初步的輪廓,是我未完成的草圖。在這本書裏面,我除了把20世紀西方藝術批評納入到藝術現代性問題的總體理論框架外,還選擇了西方最有影響的10大批評家,分別對他們做了初步的介紹、梳理和評論。比如第一章,我寫的就是《羅傑-弗萊和他的形式主義批評》,只用了3萬字,只能做一個最基本的介紹和勾勒,對於深入了解和研究來説,是遠遠不夠的。

記者:那後來你有填充這幅地圖嗎,使其變得更為豐滿?

沈語冰:2003年以後我就開始對這本書進行擴充、深化、細化。我首先翻譯了羅傑-弗萊的兩本著作,寫了關於他的大約20萬字的研究性文字,大大地深化了我對羅傑-弗萊的理解,對他的思想的把握也更為精確。然後,我接著做的就是格林伯格。他是20世紀中葉美國最重要的藝術批評家。我翻譯了他的代表作——《藝術與文化》,現在正在寫關於他的一本研究性專著。格林伯格之後,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又有大量優秀的藝術史家和批評大家出現。過去,這些基本上都不在我國外國美術史研究的範圍內。現在,我正在主編一套“藝術理論與批評譯叢”,試圖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西方20世紀,特別是下半葉以來具有重大影響的美術史家、美術理論家、美術批評家的代表作,以此來完善中國對西方藝術的理解。

記者:上世紀90年代,有些學者開始撰寫關於西方現代藝術理論和批評的專著,但多是介紹或評述性的,而你的學術工作開創了研究性與批判性的先河,藝術批評應該是怎麼樣的?

沈語冰:藝術批評也是國內過去的研究中被忽略的部分。過去人們經常認為,研究藝術史是有學問的,而藝術批評只是主觀意見。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事實上,在西方,藝術批評已經成為藝術史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西方的批評實踐非常發達。從法國啟蒙運動開始,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就是最早的藝術批評家之一。他對當時在沙龍展出的繪畫作品進行評論,發表在報紙上,對畫家的作品進行推廣或批評。19世紀下半葉,西方又出現了波德萊爾、左拉這些一樣赫赫有名的作家兼藝術批評家。到了20世紀以後,出現了羅傑-弗萊和格林伯格這樣的職業藝術批評家。藝術批評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藝術家創作和公眾接受之間的重要橋梁。20世紀下半葉,批評實踐又成為西方藝術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歐美大多數的藝術學院,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教學模式,即根據媒介來劃分係科。這樣一來,學生就不會被固定在一個狹隘的媒介中,學生接受的是一個藝術家的訓練,而不是某一個畫種的畫家的訓練,教學方式因此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學生可以選用任何一種合適的媒介來表達,但是表達之後,老師和同學馬上要對其作品進行提問和評論,學生會遇到很大的挑戰,他或她得解釋為什麼要採用此種媒介,想要表達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這樣表達?等等……所以,藝術批評就成為藝術教學本身的一部分。一個當代藝術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批評家。

記者:在中國藝術界,藝術批評是怎樣一個現狀?

沈語冰:我國的藝術批評一直沒有受到重視,除了“批評是主觀意見,不重要”這樣的誤區外,這也與國內美術學院的設置有關。我們的美術學院還是相對比較傳統的,在這種體制之下,對單純的技術問題的糾纏會代替真正的美術批評。一幅作品畫得好不好,會被認為是一個畫得正確不正確的問題。其實,西方的現代派就是從畫錯開始的。比如塞尚,他的很多作品在當時的學院派畫家和批評家看來,就是畫錯或者至少是畫壞的。然而,正是一個畫錯的畫家,開創了整個現代流派。這裡就涉及到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記者:你從事藝術的研究已經有多長時間了,打算繼續下去嗎?

沈語冰:不算學生時代的學習過程,我從事藝術課題的獨立研究,將近20年了,還打算再做十年或者更長時間。對於學術研究,我有一些基本的看法。第一,學術的目的是求真,翻譯、研究就是一個求真的過程。返回到我們文化的源頭求取真經是一個途徑,還有一個途徑就是向外來文化和文明取經;第二,對外國藝術史、藝術理論和藝術批評的了解也能夠促進對中國自身的美術史、美術理論和美術批評的研究。現在,中國文明更多的還是與西方文明做比較,西方文明是我們的自我理解的一個參照係。打個比方説,你不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因為你需要一個支點,一個參照係,而在當代,這個參照係就是西方文明。然而,比較和學習絕對不是簡單的照抄,或者挪用別人的方法來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而是著力於去看西方的這些理論和方法是在什麼樣的問題情境中産生的,我們能從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從而獲得更適合中國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第三就是提高我們的學術研究水準,而翻譯是提高學術研究水準的最重要環節;沒有優秀的翻譯工作,我們的視野就無法打開,就會在低水準的重復中安逸地死去。而且,學術研究雖然不能直接影響藝術創作,但是,學術研究作為藝術生態的一部分,勢必會間接影響我國的藝術實踐。一個沒有高品質的學術研究的國度,能産生高品質的藝術作品,這是根本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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