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隗瑞艷、續鴻明
近來“蘇紫紫事件”沸沸颺颺，蘇紫紫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負責人如何看這個事件？“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等肖像畫採用超大尺寸，是出於怎樣的考慮？中國畫家為什麼青睞寫實？近日，記者帶著一連串的記者題，採訪了中國美協油畫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常務副院長徐唯辛。
記者：媒體和輿論熱議蘇紫紫，或許只因她是“人大裸模”。作為學院負責人，你怎麼看這個事件？
徐唯辛：蘇紫紫的作品已被過度詮釋。她所做的只是一項正常的工作，也是純粹的藝術活動。因為她的作品有脫衣服的環節，吸引了普通大眾和不懂藝術的人注意，但目前的喧囂和藝術本身完全沒關係。
人體模特作為一種謀生方式，應被尊重。現在的模特普遍素質不夠高，如果像蘇紫紫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模特再多一些，求之不得，因為她們更容易理解藝術家的要求。我不認為做人體模特是走藝術的捷徑。藝術界沒那麼幼稚，藝術領域有自己的規律和要求，這個要求是很高的，不是説脫點衣服就能成功，這一點她個人也清楚。
蘇紫紫所做的就是一種藝術實踐，能讓她從中獲得更多鍛鍊。在這個過程中，她會碰到很多記者題，可以讓她很快成熟起來，去思考，去交流，去跟社會發生一種聯繫，並作出判斷，從而早點成熟起來，思想深刻起來，對藝術的理解也深刻起來。
記者：在中國油畫界，你的作品“以肖像展示歷史”而獨樹一幟。這些年，你畫了很多煤礦工人、民工、農村婦女、軍人的頭像，特別是“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系列，以大尺寸的逼真肖像畫衝擊著觀者，給人以震撼和思考。為什麼採用這種繪畫方式？為什麼喜歡畫普通人？
徐唯辛：畫作尺寸大非常重要，因為現在處於美術館時代，大作品適合美術館高大的空間。當然，一味求大、大而無當也不行。以前沒有人用肖像畫表現歷史，我是通過長期的探索才找到這樣一種繪畫方式。人們以為畫歷史人物就要畫大名人，我説不見得，每個小人物都是不可替代的，他們也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
我認為，現代藝術並不意味著必然是變形的，現在搞現代藝術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在重復前人，他們以為是現代的、前衛的東西，其實什麼都不是，內容很空洞，純粹的形式有啥意思？你的藝術如果跟中國當代社會沒關係，對中國當代社會的進步沒有建言，那麼它的價值就不高。真正的前衛藝術並不是線條怪異、形狀拆解，而必須是針對特定語境中的重大記者題提出討論，否則便是偽前衛藝術。重要的是形式和內容統一，首先要有內容，再根據內容研究用什麼樣的形式。
記者：你在所有畫家嚮往的地方——新疆、西藏——都生活過，當過知青，遊歷各地，人生經歷非常豐富，這對你的藝術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徐唯辛：新疆是我的家鄉，新疆人性格質樸，對我的做人和審美觀有影響。我的作品不花哨，很樸素，而且作品尺寸很大，我猜想這和新疆廣袤的自然環境有關係。我大學畢業後分到機關工作，但自己要求去新疆和田待了3年，好多人以為我瘋了。當時和田還是個非常貧窮的小城，一到春天風沙漫天，沒有鐵路，只有一條小路通往外面……生活的艱苦可以克服，只要能畫畫就行。
我在西藏住過一年，西藏人心地純凈，對物質的看法比較淡，這種純凈對我的藝術創作有重要影響。對於一個有點追求的畫家來説，必須警惕很多世俗的東西，比如，金錢、市場是藝術的頭號大敵，對藝術的顛覆和傷害是很深的，所以，畫家要是跟著市場走，為金錢而創作，肯定不會有什麼好作品，這點我很早就看得很清楚。
記者：國外的寫實油畫已經趨於衰落，而中國的寫實油畫還非常蓬勃。中國畫家為什麼青睞寫實？
徐唯辛：在西方，新媒體、電腦、影像、裝置等藝術是主流，繪畫只是很小一塊兒，實際上已被邊緣化。但當下的中國整體上還處於工業社會，手工的繪畫仍然會有一個階段性的發展，這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現在中國搞寫實油畫的很多，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整個教學系統是寫實的。中國進入後工業社會階段，寫實繪畫必然也會減少。如今搞寫實油畫的多，從中出現好的藝術也比較多。
以繪畫表現畫家的思考和人文精神，描寫社會現象，為普通的老百姓造像，這是中國寫實繪畫的基本出路，也是寫實畫家的驕傲。
記者：中國油畫的平均水準還不高，是技法記者題還是其他？
徐唯辛：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們沒有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人類思想史上有一些關鍵的階段，如工業和後工業文明，我們都需要補課。
中國油畫的平均水準還不高，受多種因素影響，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油畫沒有真正表達中國的記者題，很少觸及苦難。我的看法是，藝術要對社會的進步有推動作用。技法作為教學或技術研究，必須有一些人去做，是有價值的，但大家都去學技法，有意義嗎？
我寫過一篇文章《〈蒙娜麗莎〉是中世紀的前衛藝術》，其中説：文藝復興巨匠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被認為是曠世傑作，絕不是因為它僅僅具有精湛技術，而是在中世紀第一次興起的思想啟蒙運動中，這個作品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第一次提出和觸及了人類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記者題，即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從而顛覆了中世紀神權為上的蒙昧主流價值觀。因此，在當代，即便是在技術上超越達·芬奇，畫一般意義上的美女也是不具備任何前衛精神和學術性的，更沒有成為傑作的可能性。
中華民族是個苦難深重的民族，藝術家應當關注和表現苦難，特別是底層草根的命運。我覺得中國的文化當前還面臨著一個啟蒙記者題，就是對人的個體本身的人文關懷，我們文化人做得很不夠。作為一個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身份的當代藝術家，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以作品來反映和關注社會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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