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逸鴻
在過去的這一年的年末，當代著名藝術家葉永青2001年畫的一幅嚴謹而認真的“塗鴉”之作《鳥》在拍賣行上拍出了二十五萬。
他自己沒得到這錢，但是卻得到了“名聲”。
一位網友前幾天在天涯論壇就這個拍賣事件發了《給大家欣賞一幅名畫〈鳥〉售價25萬元人民幣》的帖子，立即引起眾人熱烈回應，迅速地，這只鳥又從論壇“飛”到了微網志，成為眾人評議的焦點。網友怎麼也搞不懂這件信手塗鴉之作，怎麼就值25萬元？這無疑挑戰了他們多年形成的審美觀和金錢觀，顛覆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各種聲浪以洶湧之勢圍繞著這只孤獨的呆鳥。這只高價的《鳥》在網路上被質疑，快被口水淹死了。
這個事，誰都知道，其實根本不值一提。我要説的是這個事暴露出的在這個微網志橫行，“圍觀就是一種力量”的網路化時代中，“精英和啟蒙”的問題。葉永青解釋説自己這樣畫畫的觀念“就是希望涉及和“挑釁”通常人們對於繪畫的普通認知和習慣了的常識。”要“挑釁別人的認知方式和習慣常識”，這是典型的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基本觀念，其本意是覺得自己看見了真相，要“啟蒙”別人也讓他們看到。
我覺得這個畫畫的出發點錯了。咱們畫畫的人怎麼可能去改變別人的認知方式呢？畫畫的人只需要，也只能挑戰自己，如果你去挑戰別人，你憑什麼呢?這是不折不扣的現代主義暴力。
啟蒙這個東西，是西方資産階級十八世紀為了製造現代化運動而形成的思潮。從某種角度看，這是一種個別人基於知識佔有而對大多數民眾施行的一種話語和思想暴力.啟蒙，為的是改變民眾的傳統習慣,認知習慣和生活習慣。這改造別人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行為在西方人文傳統中就是所謂的“啟蒙”。這正是資産階級現代化的核心目標，讓人人自主自由自立自強自尊。但是，這資産階級啟蒙意識，在馬克思看來，就是要將所有的人按照啟蒙者的價值觀來進行“異化”，使他們背離原來的自己。
啟蒙這個事情的邏輯就是：
我比你看的明白，所以，我要告訴你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對的。
問題是，誰來證明事實上你是比我更明白的人呢？
就因為你有錢有勢有知識就説明你比我看的更明白，活的更明白？
那你既然活的那麼明白，你為什麼還要和我這不明白的人較勁呢？
你又憑什麼來和我較勁，來“啟蒙”我呢？
再説，你怎麼就知道我是“蒙”了呢？我也許早就明白了而裝成難得糊塗大智若愚呢！
我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和智慧，沒有人是傻瓜，受過教育有文化的人不見得就比沒文化的人更有智慧。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路數不是精英們想出來的，而是安徽的一群沒文化的農民。備受毛澤東推崇的禪宗第六代祖師慧能是文盲，這不妨礙他的靈光乍現和智慧光芒，他説的好：“下下人有上上智”。這在網際網路的發展和****的逐漸開放的當代來説，我們更是看到了在需要被“啟蒙”的民眾中其實蘊藏著巨大的智慧和能量。因此，以前所謂的“知識分子”和“啟蒙精英”們可能要下崗了，如美國一位當代批評家所言：“人文學科，下課吧”。現在，專家，權威，精英們的很多東西，民眾都不買賬。因為他們的很多東西違背常理和常識。專家，權威，知識分子，精英，所有這些原來擔負啟蒙任務的人都面臨公信力下降，知識，地位，身份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受到挑戰的局面。
到底誰啟蒙誰，現在這真的成了問題。
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中一股大趨向。
積極的看，權威的話語權被民眾分化，成為“分眾傳媒”，這有利於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之形成。但若悲觀的看，如果沒有是非對錯和統一價值規範和專業標準，那麼結果就是：在這眾聲喧嘩的“話語廣場”，誰的隊伍人多，誰的聲音更大，誰説話就算數。
當群情激憤的人喪失理性，不對自己的發言對象去進行基本的研究而百口一辭的隨性而言，這就無形中塑造了“即成事實”，並向圍觀者推廣了他們的認知，最終形成無意識的“群氓的力量”，導致另外一種“烏合之眾”的無理性“暴政”的形成。就像這個對於《鳥》的高價拍賣的事件而言，對藝術史的邏輯和基本藝術常識以及當下中國文化現實的情境都無所認識的人也可以狂放的批評甚至詆毀自己看不懂的藝術，這是民主的勝利，還是新的暴政的形成？葉永青有百口而難辯，此時怎麼解釋藝術的本質和作用對於那些譏諷他的網民來説，都是沒用。
由此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形成誠可鑒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現今而言，如果網民沒有基本的理性探究精神和基本的尊重他人的生存權和話語權的意識，那我們的所謂“****”給我們帶來的並不是政治暴政被推翻的世界，而是一個群氓亂舞的無政府狀態。再爆發一次文革式的無理性群眾運動也未為可知。這不是我們希求的自由民主理性的現代化社會。
這個事件背後的現實背景就是：很多網民沒日沒夜沉湎于網路，胡吹濫侃，與一大批網友們詩文相酬，忙得不亦樂乎。利用東拼西湊那點拾來的牙慧，故弄玄虛，搖旗吶喊，很快就變成了廣大“憤青”家族的一員。並且以文化救世者的姿態，一會兒針砭時弊，一會兒怨天尤人，一會兒孤芳自賞，極盡喧囂、謾罵之能事。渾然成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聖手。對於任何自己不懂的東西完全可以不作任何理性研究而率性的發表意見，甚至詆毀謾罵，如仰天唾痰，終落自臉，實乃世間第一愚癡之人也。
葉永青的藝術觀念也許是要諷刺過於追求風格語言和宏大敘事的 “現代藝術”，他使用了最簡單的觀念和手段導致了最簡單的風格，以期“改變人們對繪畫的認知”，讓人們回到梁文道所推崇的“常識”。用他自己的話説“藝術家的角色就是提供出某種“不習慣”的想法和方式。就是要通過藝術告訴人們：人生和藝術不過是一場很有趣的遊戲，人人都可以參與，不止屬於某一部分人群、階層所專有。如果可以有一種方式，能夠通過對一張畫的評價，讓大家看到不同的想法，並分享他人的觀點，這個世界才會變得如此親切。我想，這也是尤其是在一個沒有當代美術館和當代藝術公共教育系統的國度。”
現在可好，這個遊戲的確有趣，人人都來參與這個遊戲，並對他的藝術實踐進行無情的諷刺甚至侮辱。他的確做到了“通過對一張畫的評價，讓大家看到不同的想法，並分享他人的觀點，”，但是，這個局面的出現不象他想像的那樣：“這個世界才會變得如此親切。”“網際網路為我們提供的一場無障礙和開放性的遊戲，”但是，正是這開放性的遊戲毀滅了藝術。正是群眾們的無理性無“文化”的“生活常識”毀滅了藝術家的創作理想和觀念。
中國現當代藝術家因為時勢所至，迅速成名暴富，因此而被人詬病，詬病他們的並不是“小老百姓”，而是某些受過“教育”，有點“文化”的“記者”“小資”“文化官員”，在他們眼中，藝術家就是“娛樂明星，騙子，甚至是向外國人獻媚的市儈。連文匯報這樣高層次的“精英”大報都敢於發表毫無理性和建設性的似是而非的率性之説，傳播一些誤讀甚至謾罵污衊當代藝術的"雜文" ，看這個世道，咱們真得把“當代藝術”這個事放放，先別談“藝術”，先説説“傳統”，“文脈”，搞搞“文化建設”，用資深藝術批評家栗憲庭老師的話説,提高一下知識分子們的審美水準和藝術常識再説吧。
憤青和偽知識分子充塞公共話語空間的國家，公共傳媒迫切需要起碼的理性和道德良知，需要的其實是最基本的諸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的“如何做人”的傳統文化的啟蒙，甚至是沒有文化的農村人的“將心比心”的基本人倫常識的啟蒙，而非西方資産階級那種大而無當的“自由民主”啟蒙。如果網路被情緒激動，心懷不軌的憤青所盤踞，如果主流媒體被**的權貴所裹挾，如果知識分子只是為思想暴政噴唾沫星子，那麼本來有點“啟蒙”意味的“現代文藝”被權貴**，被“公民”誤讀，然後被“群眾”唾棄就顯得很合理和必然了。這樣的公共傳媒和民間話語毫無理性研究精神的公開詆毀當代藝術實踐是對客觀事實和歷史的不尊重，這樣的局面可以和<讓子彈飛〉中某個畫面相聯繫，用片中師爺的話説：
噁心，噁心，實在太噁心啦。
有網友説，微網志時代，是“民眾啟蒙精英”的時代。而不是從前的精英啟蒙民眾的時代。要我來看，這個時代，誰都別想啟蒙誰，大家頂多也就是互相交流點不成熟的看法而已。因為誰都沒有把握真理，誰都沒有資格。
要説啟蒙，我覺得生活本身就是。
生活經歷中的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可以給我以啟發，讓我不再蒙蔽在自欺欺人的局面中，不一定非得一個聖人或者什麼精英的出現。
這就涉及到了自我學習的問題，自我學習和獨立思考，在這個時代非常重要。指望精英來啟蒙我們，這個危險性很高。因為精英也是人。
以前的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給老百姓吃的藥還是真的，今天，他們為了錢，更多的是在賣假藥給老百姓。很多所謂的“精英”都知道“死人有時候比活人有用”，“傳統文化”於是被篡改，曲解，橫行，蒙蔽百姓的心智。
到底誰是精英？有錢有勢有知識者？
張麻子，黃四郎，師爺，縣長，誰是精英？誰是土匪？
《讓子彈飛》，這個娛樂片真的很有啟蒙的意味。由之我想到錢理群針對啟蒙主義的主體——知識分子，提出了十個問題。這些問題雖是針對知識分子而問，卻間接地回答了如下問題：“啟蒙到底還有沒有用？”“啟蒙的作用是什麼？”“啟蒙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我想張麻子最後的落寞和困惑正在於此三個問題的不得解。
錢理群首先問到：知識分子説話，能不能做到，不受前人/外人知識、邏輯的制約？即，知識分子能不能做到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並能獨立地發表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有多少知識分子，只是別人理論、邏輯的二道販子？而絲毫沒有自己智慧的發現和閃光？換言之，我們如何看待“張麻子”臉上沒有麻子這個玄疑？推而論之，為何黃四郎臉上沒有寫個“四”字？
然後，錢理群問到：知識分子能不能做到，不受權力意志的干預和制約？魯迅所謂“抽掉幾根骨頭”的現象，知識分子能不能避免？總是把話説得“朦朧一些”，那知識分子還有多大價值？
也許有人説自能完全不顧權力意志的利害，那麼第三個問題：你能做到想説什麼就説什麼麼？恐怕還是不行，因為除了權力意志之外，你很可能還有別的限制，你經常會面臨説與不説的兩難選擇。比如《傷逝》裏的涓生——説真話還是説假話？抑或，不説話？
這裡會引出第四個問題來：面對苦難，我們應該“記住”，還是“忘卻”？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所表現出來的“説”與“不説”，“寫”與“不寫”的矛盾，本質上就是一個記念還是忘卻的矛盾。知識分子的心理能承受記住的“重”麼？知識分子的精神能承擔忘卻的“輕”麼？
就算你擺脫了一切的困境，把一切都説了出來，第五個問題接踵而至：有人聽你説嗎？魯迅所感受到的“無物之陣”，對於扮演啟蒙者角色的知識分子，可能是一個比謾罵更致命的武器。
第六個問題隨第五個問題而生：寫作的場所。你有那樣一個言説的環境和氛圍嗎？在你所處的場所中，有人聽你説話嗎？有圈子討論你關心的問題嗎？你所處的輿論的環境和氛圍，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援你以一種啟蒙者的姿態説話？
第七，文字隨時可能流於兒戲。中國的知識分子，時常處於“文字的遊戲國”中。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內心所“想”與嘴邊所“説”與筆下所“寫”，往往是割裂的。“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説，在後臺這麼説，在前臺又那麼説”。“他説的是真話，偏要説他是在説笑話，對他哈哈地笑，還要怪他自己不笑。”
第八個問題：説到底，説和寫本身就是無力和無用的。啟蒙者希冀通過語言的力量來改變現實的世界，這不是一個天真的夢麼？
第九個問題：有時候，説了不但沒用，反而有害。最典型就是錢玄同和魯迅所打的“鐵屋子”的比喻。喚醒鐵屋中麻木昏睡的人，他醒來，痛苦萬狀，而喚醒他的知識分子卻找不到改變的道路和力量——這正是啟蒙知識分子最根本的弱點：他們能看到問題和弊端，卻無法也無力解決問題。
把話説得更徹底一點，就還有第十個問題：從根本上講，人的思想，是能夠完全地自由地用語言來表達的嗎？這是語言本身的局限性。“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真正的自由思想，莫非是存在於一個沉默著的世界裏的？
上面這十個問題是錢裏群先生對啟蒙的反思。
這是個問題，不要説十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連第一第二個都回答不了。
能跨過第一第二個問題的，已然可以被眼下的社會稱為“公共知識分子”了。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中，多半又過不了第三個問題，他們大都還是有現實的制約，有利益的羈絆。比如安替、老羅、文道……
勉強能過得了這一關的，絕大部分會倒在第四個問題上。關於記住和忘卻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內心世界中一個無比痛苦的糾結。有人刻意忘記，也有人刻意記念，都陷入“我執”。
第五第六個問題，在現今的網路時代，或可部分地解決，比如連岳、韓寒的部落格還是有著極大的流量。但即便是這兩位，也過不了第七個問題：言語流於兒戲。當然這兩位也寫一些正兒八經的文章，比如廈門PX期間的連岳和現在認真寫雜文的韓寒。可他們的説和寫，有用嗎？韓寒關於世博的言論，關於房價的言論，關於上海路牌的言論，只是在網路上小有影響，落實到現實中，有用嗎？
以言説的方式，用知識來“啟蒙”，看來是走不通的。
問題再説深一步吧。魯迅思想的一個特點，到了頂點，就會有“對懷疑的懷疑”。也就是説，魯迅雖然對啟蒙主義提出了許多質疑，但他仍然堅持了啟蒙主義。這就是魯迅式的“反抗絕望”。 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啟蒙主義已經滲透到血液裏了，不可能根本放棄理想主義、啟蒙主義。但我們不能不面對現實，面對啟蒙主義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我們要徹底地打破“啟蒙萬能”的夢。“五四”時有這個夢，八十年代我們也有這個夢，以為啟蒙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現在，這個夢必須被打破……
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言：我一直覺得，啟蒙是很危險的，我上課是很受學生歡迎的。同學聽課的熱情，以至迷戀，既讓我感動，又使我擔心，並總是引起我的反省：我的講課是不是帶有“專制主義唐吉珂德”那樣的色彩呢？……因為如果全是我的聲音，壓制了，以至取消了同學們自己的聲音，那就完了，這跟我的追求——希望引發同學們的獨立思考——有著巨大的矛盾。
啟蒙主義的演説是有一種征服力的。某種意義上，這是啟蒙本身的要求：你要啟別人的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發展到極端，就是征服力，但同時，這樣的“征服”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專制性。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啟蒙是一把雙刃劍，它有魅力，也有殺傷力。所以大家聽我的課，必須有強大的反抗力量，最後你必須堅守住自己的思想的獨立性，絕不應被任何東西，包括我的思想與演説所淹沒。其實讀書也是這樣。……經典作品，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經典，都是博大精深，你讀它會迷戀，不迷戀不行，否則進不去。但迷戀了你就要警惕，走進去不是目的，你還要能跳出來，獲得獨立自主性。
啟蒙的目的是讓對象獲得自己的獨立，而不是將對象征服，讓他臣服於你。所以啟蒙存在著很大的危險性。這是我對啟蒙主義的一個反省。不是説啟蒙主義不好，而是説啟蒙主義可能存在著某種危險或陷阱，而我們必須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錢理群在這裡所謂啟蒙的“專制性”，其實是啟蒙主義本身的一個困境。這個困境可以有另一種表述：啟蒙主義希望以自己的認識和見解，啟大眾之蒙，讓啟蒙的對象獲得思想的獨立，但啟蒙的形式或可能將自身變成一種充滿魅力的專制形態，從而淹沒、甚至瓦解啟蒙對象的獨立性。
我要你獨立，你卻被我淹沒，你懂得獨立之重要，卻仍然活在我的體系中，無法獨立。其實那些通過標榜自身的自由民主，獲得民眾支援，進而取得政權的黨派、政府，哪一個不是經過上述“啟蒙主義專制性”的類似過程？希特勒是不是在淹沒德國普通民眾的獨立性之後，發動戰爭的？毛主義是不是成功地鼓動起了中國民眾？從他們各自的立場上，他們所做的，無非是在“啟大眾之蒙”。但誰來保證，啟蒙後的大眾，還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權利？
我們正面臨著這樣的嚴重的民族精神危機，民族道德的危機，人心的危機。在我看來，這是當下中國最根本的問題。要糾正，恢複元氣，引上正道，是很難很難的，而且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這是從根本上制約著民族政治、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我相信這個社會中存在著的，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能感受到週遭環境帶來的“絕望”的氣息。道德的崩壞、民主自由的不可得、社會輿論環境的極端傾向……且所有“敢於站出來”或“站出來過”的知識分子們，也都或多或少感受到過“無物之陣”的悲哀。這就構成了公共知識分子言説環境的悲劇地位，從中深切地感受到“絕望”。
啟蒙又不是沒有作用的，也就是説，要把啟蒙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什麼位置上呢？我覺得要放在基層一線的基礎教育上。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中學，大學這個教育過程就是啟蒙過程，我們國家的現代化不能更好完成，當然是政治體制有問題，但是，説到具體，乃在於教育體制的百毒橫生。
本來教育的過程就是“啟發童蒙”令受教育者的自性心智得到開化和提升的過程，這是中西教育傳統的共識，但是，到了現代化的我們這裡，教育過程卻變成了蒙蔽受教育者心智的過程，從小學就開始欺騙學生，讓學生説謊話，讓學生喪失理性思考和自尊自愛自強自立之獨立精神，只是灌輸一堆沒有實際用處的亂七八糟的知識，毀人不倦。
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小學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大學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教育的問題。其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教育的人文關懷的缺失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追問，追問到教育的原點上，追問到前提性的問題上。這就是説，我們辦教育是幹什麼的？大學是幹什麼的？中學是幹什麼的？小學是幹什麼的？”。
現今之中國教育體制，眾所週知，其弊端之一所導致的事實就是逼迫一代才子陳丹青混跡于空談國是，無所作為的“憤青”之列。古語言“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才子逢惡世，其結果就是“水濁珠昏”。由此客觀之現實出發，只能説，啟蒙，未見得是一場宏大敘事，更不必要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啟蒙者只能自我啟蒙，啟蒙自我。就藝術家而言，唯一要做的是面對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別人。正如葉永青自己針對網路上對他作品的譭謗所言：“畫畫不是要讓別人明白，而是要面對自己的內心。” 對於學院體制內藝術教師而言，既然蜷居三尺講壇，勉強作他人之師，不應浪得虛名，當現身説法，以身作則，尊重自己之生活現實，擯棄一切怪談戲論，知行合一，明悟自性，擁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理性之思考，實在之言行，施設條件，巧置機緣，以啟學生本有之靈光智慧，開顯其本具之天賦才華，是謂真“啟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