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家玲
民營美術館自上世紀90年代起經歷了所謂的“三波浪潮”之後其建設仍舊方興未艾。在我目前的公司，自己就經手了四個民營美術館的建館方案，這並不是四個不同類型的美術館，而是一種公司向政府推銷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包涵了美術館、藝術家工作室、星級酒店、高級企業會所、別墅等等，只不過美術館的名稱因為地域的不同做相應更改而已。我所知的類似的商業操作模式並非我所在的這一家公司。而這些公司無非是打著文化創意産業的旗號，美術館的旗號，做興文化之舉，行商業圈地謀利之實，因為拍板方案的老總們並不理解何為“美術館”，政府也不理解小小的一個“美術館”究竟能為這個社會帶來什麼價值，他們的共同的著力點仍舊在於GDP。當這些方案被政府批准認可後，這些通過“文化項目”圈到地的公司究竟拿“美術館”來做什麼，這樣的“文化項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當地的經濟和社會公共文化帶來了益處，沒有人追責，沒有人問責，也沒有人監管，因為，當這些項目建設成型，那批當年管批文的領導早就屆滿卸任或升調，至於“文化項目”在實際上如何操作已非後一任政府所關心之事了。
拿這些方案説服政府的有力證據無非是列舉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拯救了一座城市的經典案例。同時在舉國內的例子時，又拿北京今日美術館説事。今日美術館當然是現階段中國大陸地區最好的民營美術館，近幾年在當代藝術的推動和普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館長的學術眼光、學術水準以及執行力往往決定了一個民營美術館的生死和發展走向，而大多數的民營美術館興建後擔任館長的人不是投資人自己就是投資人找到的利益傀儡。缺乏對當代藝術發展的深入研究，缺乏對中國目前城市發展的深度認識，不可能做好一座民營美術館。
中國城市的發展缺乏平衡，並且拉開的距離巨大。單就文化資源而言，北京所佔據的文化資源起碼佔據了全國文化資源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就是説一些文化項目只有在北京啟動才能有效的整合資源，發揮到最大效用，如果放到成都、武漢、廣州、上海、天津就顯得未必。北京和地方城市發展不平衡，地方城市與地方城市之間也發展不平衡，而彌補這些文化差距，僅僅依靠商業投資興建美術館，或是模倣798是斷然不能做到的。一座美術館能拯救一座城市，首先是這座城市所處的社會重視文化，理解文化，如果只是將文化作為一種手段，而目的是用文化換來經濟實惠，則絕對做不好文化。
我今年十一回四川，碰到老家的一些畫家。他們沒有大名氣，但筆墨功底很好，雖然不能成就舉國之名的大家，但也算得地方鄉賢。我對他們説，太可惜了，你們的作品如果在當地沒有一個機構能夠收藏你們的東西，一百年之後後人就看不到了。文化就是這樣，它不是短線投資，是要長遠的能留下來，為這個時代證明，為後世有所貢獻，能夠流傳，産生影響。一百年後，子孫們看不到當地名家的作品，不會認為他的家鄉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但是如果這些地方鄉賢的作品保存了下來，他們還能親自看到，去感受，欣賞，他們會以一種敬佩的眼光看我們和這個時代，儘管，這個時代我們深感厭惡和齷齪。
四川資中文廟起建於北宋雍熙年，後於清道光九年重建保留至今。文廟中除了供奉“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外，偏殿一邊是“鄉賢祠”，一邊是“名宦祠”。自漢代以來，凡地方所産名人賢良皆一一供奉于“鄉賢祠”內，而為當地州郡做出貢獻的官宦則在“名宦祠”中享用後人祭祀。我看過之後，兩千多年的地方人物志居然通過這些牌位保存得如此完好，令人大為感動。就像我去北京文廟，細數元、明、清三代的進士碑林上鄉人的名字，才深刻的感受到什麼是文化。這種以人及人的情感難於言表。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祠堂的文化功能勝於博物館，因為祠堂不是教給你知識，而是為人之道，立命之本。在這裡我不想引申討論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之間的鴻溝，我的疑問是現在做“文化項目”的商人、官員們還有沒有那個對文化的較真兒勁？這讓我想到收藏古時文人畫的商人，他們不是為了投資，而是個人喜好，因為他們的身份不是單純投資經營的商人，他們讀聖賢書，理解文人的“塗鴉之作”，他們是被教化過的文化商人。而今天，不管是政府啟動的“文化項目”還是今秋拍賣市場上的瘋狂，哪一個不是為了政績，不是為了投機，真正在乎那點文化的官員、商人有幾個？做文化如果不為長遠著想，等於不做。
我去過的一些民營美術館，不管是北京的還是南京的，雖然名義上是叫“美術館”，但是經營的手段仍舊是畫廊的操作方式，他們只能通過索要畫家的作品回報轉手經營，連場地都難以出租。做畫廊的經營，卻用美術館的名義，但是其本質還是畫廊，因為如果是一個美術館，就必須是公共價值至上，其次才是營利。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現在把該館重要的展覽宣傳放到望京地區的公交站燈箱廣告上，方力鈞今年在今日美術館的個展廣告投放到計程車后座的移動視頻，雷子人在北京飯店的展覽被放到地鐵燈箱之中，在我看來，這都是美術館、展覽發揮公共價值的第一個重要步驟。那就是，先要把公眾吸引進美術館，然後逐漸的培養公眾看展覽的習慣，從中推動公共美術教育。説得更徹底一點，中央美術學院學院美術館如果在未來沒有把望京人培養成看展覽的習慣，那麼它的公共美術教育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失敗的。但是，在北京、南京的民營美術館除了開幕式當日高朋滿座、人潮涌動之外，第二日，第三日往往來者渺渺，甚至關門大吉。
民營美術館現階段缺少政府、基金的扶植是我們能深刻感受到的。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而言，民營美術館的經營比公立美術館有著更大的商業操作空間即公立美術館比如中國美術館舉辦商業的展覽和活動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又如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作為一座有著學院學術背景的美術館，其展覽首先要考慮的是為學院的教學研究服務，為周邊地區的公眾服務，而不是想方設法如何賺錢。因此在中央美院美術館的新館建成之初，經過了一些商業展覽和活動短暫行銷之後，尤其是王璜生的接任越來越地體現了美術館的學術性和研究性，同時公眾教育也陸續展開，其美術館官網的改版就是一個明證。而民營美術館不會受到此類學術和官方定位的限制，從某種意義上説，民營美術館是可營利的。畢竟民營美術館在現階段的發展舉步維艱，更甚是想要做出一點學術業績的民營美術館，充裕的資金支援是民營美術館發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因此，民營美術館在經營的拓展上必定要打破收畫賣畫的單一生存模式，美術館不是畫廊，需要有作品留下來，那麼就需要收藏資金得到保證。收藏的資金從何而來，無非是通過企業、基金的贊助，但這是僅僅不夠的，因為目前國內願意出資支援民營美術館收藏的企業和基金屈指可數，它們並不清楚這種投入能給它們自身帶來多大的社會影響和行銷效益。
民營美術館除了展覽單純的藝術作品，可不可以展覽工業設計如汽車、珠寶首飾，舉辦時裝發佈會等等，通過商業資源整合得到的資金去贊助、收藏藝術？當然是可以的，因為這樣的操作方式不但可以為美術館籌得資金，也可以將美術館的展覽事件化，將之放大於媒體和公眾視角之下，那麼美術館的公共價值將得到極大拓展。但是這些商業手段能夠成功實施，首先要求的是美術館本身要成為一個“知名品牌”，只有品牌和品牌的合作價值才可能得到最大的發揮，唯有如此，才可能爭取更多商業合作的機會。反過來説，民營美術館的品牌確立又並不是建立在商業的行銷方式上，它仍舊取決於美術館執行管理層的專業學術眼光和水準。因為商業品牌和美術館合作，就是欲圖通過美術館的公共影響力推銷企業形象，而不是去參加或組織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小型商業展會。
在這個法制不健全，政策多變的社會，民營美術館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依然只有靠自身的努力拓展資金渠道。中國目前沒有歐洲那樣的貴族也沒有儒商，更不可能是讓只認“經濟唱戲”為目的的政府扶植民營美術館的發展，因此，對於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美術館要做的事只能是苦心經營，但是它所要做的不是展覽幾幅畫幾件作品，折騰幾個事件，而是首先為公眾服務，發揮公共價值，更長遠的是為後人考慮一些事情。唯有如此，文化的目的才能達成，一個美術館的意義才能成為一個地域、一個時代高度的建築象徵。
一個民營美術館的經營關係到方方面面，投資方、管理層、策展團隊、學術研究團隊、公共服務團隊，它的最大公共價值的發揮又牽扯到媒體公關、學術研究和出版，一個美術館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兩三個挂了館長、副館長頭銜，蓋個場地，辦個展覽，請點漂亮姑娘站臺保安站崗就是美術館了。同時，不是每個地方每個區域都適合修建美術館，美術館的建立必須要有自己明確的學術定位和公共價值定位。美術館更不是地産開發的羊頭，不要拿它到處圈地賣狗肉。民營美術館的強大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文化強盛的象徵之一，文化的強盛並不取決於文化主管部門力量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