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人物素描。
文｜鞠青 圖｜趙衛民 楊子
一説要採訪陳丹青，就有人冷言：“哎，他是個同性戀吧？”2006年我們策劃了一期關於同性戀的專題，蔡康永等幾位原先答應接受採訪的“出櫃”人士，接到採訪提綱後沒了下文，倒是陳丹青卻知無不言，大談他在紐約如何為同性戀酒吧畫壁畫、參加同性戀花車大遊行。做這些事，讓他得意、自豪，言語間毫無忌憚，“我對所有‘戀’基本都同意”，這幾乎被一些人曲解為陳丹青的出櫃宣言。
這些年來，公眾視野中的陳丹青，難免有“話癆”之嫌。書一本接一本地出，採訪一個接一個地做，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他一一作答，“議論既多，謗亦相隨”。對於同性戀之類腹誹，他一笑置之：“我真希望我是，那樣我會畫得好多了。”但是有人對他頻頻發言做旨在炒作自己的揣度，他也有百口莫辯的無奈。
聰明如陳丹青，橫跨畫界與話界而能遊刃從容，禍從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自然不是不懂。“看人失言，有快感，……今年再供應一回這類瑣碎的快感吧”，他如是自嘲，卻不小心説到了要害。這個眾聲喧嘩的年代，並不稀罕願意發言的人，稀罕的，原就是能把話説得清楚、漂亮、好玩的人，若竟還能予人快感，那真是有境界了。
説“好玩的”真話
前不久他蒞臨本雜誌在成都的年度精英頒獎禮，主題發言時説道：“剛才有房地産雜誌採訪我，讓我為他們的雜誌題字，我就寫：房地産＝官商勾結。”我們請他在一份倡議書上簽名，這種事原有些形式主義的成分在，他並不敷衍，認真看了半天，總算提筆：“倡議什麼呢？陳丹青”。他沒有要逗人笑的意思，旁邊的人卻不免啞然。
會議間歇，電視臺抓他去做採訪，他彬彬有禮去了，坐到攝像頭下卻惡作劇似的冒出一句：“我要説一些你們全不能用的東西。”弄得主持人一頭汗。接下來介紹身份，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文化人，他都不買賬，無奈主持人只好讓他給自己定義，他脫口而出：“我只是一個暫時還沒有學會説假話的人。”
頒獎禮那天晚上，下雨，天氣出乎意料的寒冷，陳丹青披著不知從哪弄來的軍大衣，端著茶缸大口喝白酒，神色間仿佛當年那個失學少年、盲流知青又回來了。想起他在剛出國的艱難日子裏説的那句話：“往後得活下去啊，好在我是老油條了，插隊落戶的前科，結結實實地墊著。”看起來，不是虛言。
説得多了，也給人“怒目金剛”、“批判專業戶”的印象，對此陳丹青抱怨受了媒體的撩撥。他經不起撩撥，自己形容猶如幼時在弄堂翻跟頭，有人路過叫聲好，就怎麼累也還要側手再來兩個。倒也並非來者不拒，比如聲稱不接受兩種雜誌的採訪，純粹的美術雜誌和純粹的文學雜誌，因為他們的問題“都太理論了，不好玩”。他自認不是知識分子，寧願上《ELLE》—只為女兒在同學間的小虛榮，在連篇累牘的豐乳肥臀間，“忽然心驚肉跳闖禍般撞見我自己”。他拒絕各種各樣的頭銜，以“人”的態度回答形形色色的問題，因為他認為答問不是專家的專利。
表情“介於間諜和賊之間”
玩家姿態卻讓陳丹青在寫作界暴得大名，他自己大概也好奇，對粉絲常有此一問：“你為什麼喜歡讀我的文章呢？”有人答：大約我們壓抑太久了吧。還有人答：“看你的文字很爽。”他文字的魅力，部分源自性情、器識，另一部分，則和他的畫一樣，建基於強大的寫實功力。
寫實離不開細節，他有捕捉並且再現細節的天賦。他用電影《小城之春》中的一個長鏡頭，寫1948年一個《民國的下午》，女主角和舊情人在城郊閒步，“樹影拂動，風和日麗”，寥寥數筆，歷史的重量就出來了。他寫“文革”後的趙丹，“他像是好久不曾到人間，見人都是一番歡喜驚動”，他寫上海人家掌燈時分小童練習鋼琴的情形：“娘姨開門倒水呼喚小兒，家家傳出碗盞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間狂奔”，而他自己，“駐足偷聽”，“感動莫名”。人性的深淺、文化的歧變，在他眼裏不過是有質感的日常細節。
他十六歲離家插隊，自述“由山溝而京都而域外，飛來飛去，四海為家而何枝可棲”。卻並不缺乏日常生活的情趣，“淘米做飯起油鍋……”樣樣拿得起。在潘家園淘了只民國的瓦缸，舊時人家用來存白米，他也灌幾斤米進去，還在上面擱兩斤鮮雞蛋，再用一疊雜誌畫冊蓋起來，為此竟也能“得意好幾天”。他自嘲為“文化分裂症患者”，一個畫油畫的中國人，看見外灘想起的卻是他地理意義上的家—紐約，另一面，他40歲後才發現了蘇州園林之美，發現了董其昌、唐寅……當然也發現了自己心理上的文化傳承。
所以他並不總是“匕首和投槍”，即便是論理的文字，多數也曲調舒緩，充滿了細節豐沛的敘事與感覺，雖然他非常喜歡魯迅。他喜歡的魯迅，其實也不是我們熟悉的那一個了。“少年時閱讀魯迅，我就不斷發笑，成年後我知道這發笑有無數秘密理由，但説不出來，幸虧説不出來”。他喜歡的是一個“智力與感受力過剩”所以“隨時隨地地講‘戲話’”的魯迅。因為“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謂‘好玩’一詞能夠超越意義、是非，超越各種大字眼……直接感知那個人……它絕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他的內在力量遠遠大過我們的想像……”在他看來，“好玩”一詞，遠比“油垢般層層疊疊的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更能感知一個人。由此可見，他文字中的 “好玩”、“快感”， 出發于充分自覺，又豈會是“失言”？
2000年，陳丹青去國18年後歸來，站在“京滬塵土飛揚的大街上，仿佛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數年後，終究還是自外于體制。他終於和他的偶像魯迅成為了同類項—“都是單幹戶，都沒有單位、沒有職稱、沒有官銜”。常以觀看者自居並自畫：“我不知道我是什麼表情，大約介於間諜和賊之間吧。”作為一個“文革”時期畫《淚水灑滿豐收田》都能畫出“局部真實”的現實主義畫家，他繼續以邊緣人的姿態、間諜般的敏感和見人所未見的“賊眼”，觀世態凡此種種。
偶爾他也會猶疑，到底是該繼續多話還是多畫。既想保持特立獨行的姿態，又不相信有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總被時代的喧囂、價值的紛爭、人的苦樂所牽扯。畫畫與寫作，到底哪一樣更能超越時間？是個問題。好在其人嗜好無多，畫累了寫，寫累了畫，通共兩件事，互為餘暇，倒也不難揀擇。“一個憤怒的人同時很睿智，一個批判者同時心裏在發笑，他的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字。”描述陳丹青的為文，我想不出比他自己的上述文字更準確的説辭。或許，這話也可一併解釋了這個人的畫。
哪有“一切可説之説”的妙事
記者：在意識形態化主流藝術和西方中心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的當代藝術家該如何回答“我是誰”的問題？或者説，您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感到迷惘？
陳丹青：不太懂這句話：“意識形態化主流藝術”是指體制內嗎？你能告訴我如今中央電視臺節目或者全國美協的展覽，是什麼意識形態嗎？以我觀察，體制內各種藝術竭盡全力試圖多樣，適應變化的社會，但它的問題正好是缺乏貨真價實的意識形態，缺乏激勵藝術家的完整價值觀。一個真摯而充沛的意識形態是創作動力之一。革命年代的藝術家絕對相信自己的理想激情，宗教時代的藝術之所以偉大，更是如此。
至於所謂西方中心主義，是指我們自己認同人家為中心，還是人家仍在做些什麼事情使我們邊緣化？事情正好相反，西方系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放下身段，競相進入中國，或請我們出去辦活動，國家文化機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項目與西方合作，例如中法、中德、中意，中荷等等文化年，我不知道歷史上有哪個時期出現這麼多機會。
所以我不明白，您的“雙重壓力”是指什麼？中國藝術家高興著呢。我猜大家需要的真正壓力是，在空前的可能性中，你怎樣拿出像樣的作品。這是藝術家理應背負的壓力。
記者：在這個以商人為時代英雄的時代，藝術家的存在還有多大意義？他們能為這個時代做些什麼？
陳丹青：這又問得離奇。為什麼商人成了“英雄”，藝術家就得自問“存在的意義”？敦煌繪畫的贊助者是供養人，即標準的商賈，文藝復興的真英雄是大富豪。沒有美第奇家族，文藝復興是不可想像的。在良性的時代，穩固富有的階層—帝王、貴族、資本家、贊助商—帶動無數精彩的藝術，創造文化，創造歷史。七世紀的長安，九世紀的洛陽，十世紀的君士坦丁堡，十四世紀的佛洛倫薩，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十八世紀的維也納，十九世紀的巴黎，二十世紀的紐約……這些時代，藝術家根本忙不過來啊。
今天的中國英雄真的是商人嗎？您難道不知道，無數總經理同時就是高官，無數高官的權力百分之百決定著商人的投資與發展。別説境內商人的重中之重是擺平各級官員，連西方大公司也早就學會巴結中國的官員，並試圖精通此道。藝術家的存在還有“多大意義”？您沒看見如今太多藝術家的真正身份就是官員，他們對行政級別的了解與關切，遠遠甚于藝術。怎樣陞官，同時怎樣賣畫，才是他們每天每夜的雙重壓力啊。
記者：這些年來在繪畫方面幾乎看不到您的作品，而在言説方面您幾乎窮盡了一切可説之説，有沒有江郎才盡或是學養不夠的擔憂？
陳丹青：我幾乎天天畫畫，但是不發表，不展覽，不出畫冊。我輩出過名了，我還沒學會自作多情，以為別人巴望看見我的畫。平時自己畫著高興就好，偶爾和學生或年輕人參加一兩個小展覽，只是為了幫助未出道的藝術家，使開幕式稍微多幾個人進來站一站，你們媒體勢利，見我的名字，或許就肯寫兩句吧。
我又哪“窮盡可一切可説之説”。近年我已幾乎不在報上發表文章，幾乎不接受視頻採訪，部落格早停了三年，你應該知道，哪有“一切可説之説”的妙事。當然，在我一面，我從未夢見自己是個“江郎”，您見我在哪篇文章裏説過我是個“文化人”、是“知識分子”、是“藝術家”？
記者：您在《荒廢集》裏收進了《新京報》一篇諷刺你自我炒作賺得盆滿缽溢的文章，您的回應似乎失去了一貫的風度，很生氣。為什麼特別在意這一點，是不是一種對自己藝術成就的不自信？您有沒有危機感？
陳丹青：我竟有過“一貫的風度”嗎？什麼“風度”？您上網看看， 叫我閉嘴，指我“作秀”、“炒作”、“話癆”、“淺薄”……多得是，回國十年，沒有斷過。《新京報》那封公開信是正式發表在紙媒上，編輯部的目的就是撩我生氣，逼我回應，拿去填版面，我能不生氣嗎？我能掃人家的雅興，不鑽圈套，裝做寬宏大度嗎？
這和我的藝術或自信有什麼關係？當然，我有危機感，譬如這篇訪問如果不回復，您怎麼想？您又怎麼交差呢？
記者：從您的言論看，似乎對當下中國的凡此種種都不滿意，這種否定與質疑的態度和思維方式是否有欠公允？
陳丹青：您對中國的大學教育很滿意嗎？您對城市建設中的野蠻拆遷很滿意嗎？您對目前的醫療系統很滿意嗎？假如您誠實地告訴我：是的，很滿意！很開心！我立即向你低頭認罪：我錯了，我改，我腦子進水了，我對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後向你們好好學習—這樣行嗎？
（注：本訪問為筆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