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學林
上月我同鮑加先生從皖南宏村回合肥的路上，我一邊開車，一邊同他談起去年安徽版畫在巴黎展覽朱德群參加開幕式的事。
我問，朱德群是世界級藝術大師，八十幾的高齡，且住在巴黎遠郊，怎麼會趕來參加開幕式呢？鮑加説：“那是因為我給他寫了封信，我的邀請他不會推辭。”我再問為什麼，便引起他講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打開國門，藝術家們紛紛出國學習、參觀、交流，鮑加也是當時的藝術家之一。他到了巴黎，並去拜見了安徽同鄉朱德群。朱德群對家鄉來訪的客人不冷不熱，令鮑加很是意外。
忽然有一天，朱德群請鮑加去自己家吃飯，但仍然是在不冷不熱的氣氛中。朱德群談起多年未見的在家鄉淮北勞改農場服刑的哥哥，並委託鮑加回國後前去看望。
鮑加是省美術家協會主席、省政協委員，自信能為朱德群的哥哥做點什麼。他回合肥後第三天就去了朱德群哥哥所在的勞改農場。那是個破爛不堪的地方，所住屋子跟牛棚沒有兩樣。朱德群的哥哥已被改造得很蒼老很麻木。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勞改農場，他説一九五六年。問他被判幾年刑，他説判九年。問他為什麼在勞改農場裏服刑二十幾年，他説沒有人放他出去，他不敢走。問他因何罪判刑，他説，因為他弟弟朱德群在海外的問題。
何等荒唐！弟弟在海外成為世界級藝術大師，而哥哥因此被判九年的刑期。這因弟服刑的哥哥竟被人們遺忘，被遺忘在一個勞改農場二十幾年。
我的堂哥同朱德群哥哥的遭遇何等相似。一九五九年不知什麼原因被拘留了幾天，回到隊裏以後治安主任就把他當作管制分子對待。一年不知挨整多少次，也不知被派多少義務工。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弄清他什麼問題也沒有，更沒判什麼管制。他竟然被管制了近二十年！
所幸的是，在鮑加的努力下，朱德群的哥哥迅速得到甄別，恢復自由，安排了工作。
我堂哥在兄弟們的努力下被平了反，做了自由人。
同那些因冤屈死在勞改農場和管制下的人相比，朱德群的哥哥和我的哥哥還算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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