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與杜維明對話
編者：范曾是當世一流的藝術家、學問家，杜維明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他們都對中華文明進行著承載、闡釋、傳播、光大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范曾和杜維明兩位先生就是當代的大儒。他們的對話是學術界的一個佳話。2010年 2月，由北京大學和北京電視臺聯合主辦的一個電視節目《天與人》在北京電視臺播出，受到廣泛的關注。本文即截取二人對話中關於中國藝術精神的一段話，以饗讀者。
杜維明：范先生作為一個藝術大家，是在深厚的學養基礎上創造藝術。他對中國經典文字之美特別欣賞。他有幾句概括我不能完全記得，但我覺得是對經典之美非常傳神的一種概括。他説中國經典之美是簡約的、是高華的、是確實的、是樸直的，同時它也是圓融的、博大的。另外，他用到一個我不曾想到的詞語，就是“深雄”，又深厚又有氣派。
范曾：博大深雄、簡潔高華，這的確是中國文字本身，帶給我們文化人的無與倫比的稀世之寶。我們中國文字的確是一種很簡練的文字，它的語言涵蓋內容卻是非常的豐富。
尤其在中國的經典，像《論語》、《孟子》裏，要言不繁，可是説的事情很多。孟子在《梁惠王》裏面講：“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謂有世臣之謂也。”故國是什麼？不是長了幾棵大樹，而是因為有人，“有世臣之謂也”。我們也講，北京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謂有大師之謂也。杜先生來到北大，北大才是個北大，對不對？你説一個大的知識分子不是可以批量生産、論堆計算的。國家學術之安危，往往繫於一兩人之身。中國儒學走向世界，儒學之所以有未來，杜先生在這裡面所起的作用極大。中國人講話，的確有時候要言不繁。像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昌黎，他有時候一篇文章幾十個字，照樣很完整。蘇東坡寫文章，“行其當行，止其當止”，這又是中國文人一種瀟灑的氣度。這個孔子不講過嗎，“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個史和野，都不是中國的文人所需要的語言風格和氣質。中國文人所需要的風度、氣質和他語言本身都是統一的。其實人的氣質之美，往往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張載文章寫的非常之好，他曾經談過人的氣質問題。張載説人，有一個“本然之性”，還有一個“氣質之性”，人的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改變氣質。改變氣質從哪開始？他的語言是其氣質最重要的載體。這人，典雅；這人，高華，這人，鄙俗。這個完全是內在的修為所使然。
有記載雲，張載，他平時待人接物，不動聲色的，以自己行動做無言之教。張載特別強調改變氣質是頭等重要的事情，我想這個包含著語言、行為、動作。一個人走到我面前，我是很注重看相格的，這相格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看他皮毛外相。第二個要看他骨相，這個骨相又不是皮毛外相了。骨相之成，須幾代人。最後一點看，風神如何。也許他的皮毛外相，骨相還都不行，可是呢，這個人有一道風神。這道風神把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了，這道風神是十分離奇的。剛才我們談到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當然杜先生非常熟悉的，見過很多次。我呢，僅僅見過一次。在人大會堂吃飯，他和我同一桌。他端坐那裏，吃的很少很少。很瘦的一個小老頭，危然端坐，巍巍然，大氣象。我是一個藝術家，所以我經常從外相先判斷一個人。先察其貌然後再聽其言、再觀其行，子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杜維明：這使我想起了“身教”，身教就是以身體的行為來傳達資訊，也就是無言之教。實際上，身體本身也可以顯示一個人的內在價值，包括他的行為方式、他的態度和他的信仰。在西方的美術中，大概從希臘以來，對人的描繪多半是描繪人的自然特徵。但是，我的一位老師徐復觀先生曾經提到，中國傳統藝術中對人的描繪是從了解人的風骨、氣象入手的。這種描繪人的方式也逐漸滲透到我們對於文體的了解、對於詩的評價，乃至對於藝術的欣賞中。這些詞彙多半是沒有辦法翻譯的，像氣韻生動啊、風骨啊、神髓啊，非常難翻譯。很可能這是代表中國思想的特色，這種特色和西方從自然來發展出來一套語言非常不同。人是一種變動中的存在者，但我們在理解一個人時並不是把他一生的所有變化細節都納入考察範圍，而是往往能很快捕捉到這個人的特質，或者説神韻。這種特別的智慧和觀察自然、研究自然的知性活動有相當大的不同。在中國，像東漢的品題人物實際上就體現了這種智慧。類似的理解方式也貫穿于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繪畫的理解，這大概是一種在中國之外，在西方很難看到的一種基本的洞見。不知道您有怎樣的看法？
范曾：對，我想正如杜先生所言，中國古人形容一個人的詩、詞，或者形容一個人，都用很短的句子。比如講“郊寒島瘦”，孟郊的詩，寒；賈島的詩，瘦。又比如講，“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庾信的東西，清新；鮑照的東西，俊逸。同樣，形容人也是這樣。我記得好像朱熹如此評論孔子、顏回和孟子，他説孔子，天地也；顏回呢，和風慶雲也；孟子呢，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朱熹就給我們傳神地刻畫了三個人。的確，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論語》上，對顏回的描寫。“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也。賢哉回也”，“賢哉回也”，用了兩次。
杜維明：您剛才提到了朱熹對這幾位聖賢的描述，實際上孟子那時候就做過類似的描寫。他認為，伯夷是代表“聖之清者”；伊尹，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從事于政治的事業，有一種急迫的心情要改變這個世界，所以他是“聖之任者”；另外柳下惠，他是屬於“聖之和者”。那孔子呢？經過考慮，孟子認為孔子是所謂“聖之時者”。他不是用一個靜態的結構來表示孔子的特點，而是從一個動態的過程來描述。所以他就用奏樂的過程來表示，“金聲而玉振”，也就是説這個人在任何一個不同的時段，都能夠恰到好處，所以該走就走，該停就停，他的行為不是出於對任何條條框框的遵循，所以完全是自然的，完全能夠發揮他內心裏面最真誠、最切實的一面。
范曾與杜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