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世上沒有賣後悔藥的，但我卻常常為尋找後悔藥糾結不已。我和吳冠中先生同住一個小區，去年我要遷新居，在最後準備拔掉電話機的剎那，想到和吳冠中先生辭行，説我會常來看他，説希望他保重。他説他身體還好，就是吃四片安眠藥也只能睡三個小時，很痛苦。我問他還在創作嗎？他説很困難。電話裏他説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遠行。我説搬走也會常來看他。但我確實沒想過他已年過九旬，總覺得有得是時間。聽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我簡直悔綠了腸子。
回想起前年春節我最後一次去給吳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時一樣，我除了帶去一張會説拜年話的嘴，仍舊空著兩手。但當我們雙手握在一起時，我是那樣真切地感受著兩手空空的溫度和那顆把彼此裝得滿滿的心。
雖説是過年，他的家新年和舊年一樣沒有任何形式上的變化。他的生活多年來一如既往，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小畫室不到10米2 ，面朝陽，畫案旁的餐桌上已擺放好午餐：一隻盤子般的大饅頭、一盤“水煮蒜苗”、兩碗多種豆類煮制的粥。吳先生和夫人正準備就餐。先生説，他們請了一位下崗女工幫忙做一頓飯，其餘兩頓自己做，基本吃剩的。我注意到吳先生好像是剛剛理了發，就問：還是街邊師傅的手藝？吳先生顯得挺高興説：街邊理髮的師傅們搬進理髮室，不用站街啦。很多年以來吳先生總在街心公園的林蔭小道邊，花兩元錢找個“蹲攤”的理髮師傅“剃頭”。每次我遇見，就會開他的玩笑説：這麼有價值的腦袋怎就這麼廉價地“處理”一下？吳先生扭過頭説：剃頭師傅是“行為藝術”，我是紙上談兵，我們工作不同，價值一樣。凡到這時，他的腦袋會被剃頭師傅“無情”地歸位。他只得低頭喃喃：我這時候的價值就相當於一個等待削皮的冬瓜。剃頭師傅遇到這樣情景，就會神氣地哈哈大笑説：那你們先聊會兒吧，我等著。玩笑間，吳先生總會有意無意地談到他的“創作觀點”。每到這時，我都覺得他很孤獨，他期望別人的理解。
有一階段社會上對吳冠中先生的一些觀點有些非議，我知道吳先生有很多話要説，我也知道吳先生也有很多話不願説。因此，我在動員吳先生正式接受我採訪時有言在先：我們不談友情只談觀點。我是記者，職責所在，有言必錄。您是受訪者，完全自願，實話實説。
吳先生是位率性而坦誠的人。以往無論是他的學生還是朋友或記者來訪，他從沒有要求對所寫文章在發表之前過目。可他對我提出了 “我看過再發”的要求。以往，也許由於記者的誤解，也許由於記錄詞不達意，也許由於節取只言片語，或是其他的原因，發表後給吳先生本人及社會、學術界引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誤會。所以吳先生嚴肅地對我説：“發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對我的話負責。不能再上朋友的當！因為是朋友，才信任，才會上當。朋友在變，我也在變，沒有不變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階段都會有朋友和知己。過了這村便沒有這店，朋友和知己很難與自己結伴同行。分手了，真誠的朋友留下懷念，並非真誠的朋友留下遺憾。我當了數十年教師，對自己的學生一向不説假話、空話，在學術鑽研上絕對用科學的解剖刀，六親不認。對學生，對朋友的坦誠幾乎成了行為的習慣，對並非真誠的人也以坦誠對待，對有目的的人毫無防範，於是被利用，被斷章取義的教訓不少。這樣的人和事不僅影響我個人的情緒，對社會對學術界也起了很壞的作用。”
面對這位學貫中西，雖已白髮蒼蒼，卻又不諳世事單純如兒童的老藝術家，我沒有不知天高地厚地説出“我文責自負”那句常説的話。因為，我實在找不出理由拒絕老人家的要求。那次採訪很深入，他的情緒一直很激動，但很清醒、很有條理。後來我的專訪《吳冠中有話要説》在《文藝報》整版發表後，吳先生收入了他的文集，我們的友情也從相識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我和吳先生比鄰而居十幾年，那幾年他每天都會沿著小區轉圈散步，時間寬裕時會一大早敲敲我家門，如我還沒去上班，就會來坐坐。趕上我正好出門時，他會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離我們小區三四公里、兒子為他準備的大畫室去看他的“大畫”。去那兒要走40分鐘，他想畫“大畫”時就一早過去，帶些餅乾、麵包當午餐，晚上再步行回來。夫人身體好時，他們也會到那裏住幾天，創作完成後再回到家裏。吳先生説，近年畫“大畫”少了，所以去那裏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復自己，沒有新意、沒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畫，另外精力、體力也覺得差了些。儘管如此，在這近十年裏老人家的畫展不斷，世界各地及國內不少博物館收藏他畫作的報道也不斷。他説他希望把自己認為的精品都捐給博物館，不願流落民間被人轉手，由拍賣行拍來拍去。他説，無論拍賣的價多高都和他本人沒絲毫關係，送出去的畫就是別人的了。惟有傷心的是，本意送給友人的念想要是都賣了，還不如捐贈美術館或博物館呢。
吳先生常説：“反正我現在畫的也不多，就像女人過了四五十歲懷孕困難了，沒有懷孕就不可能分娩，我又不想克隆以往的東西。決不願意重復再畫第二張雷同的。有的作品經過多少年後覺得不滿意了，再重畫，沒找到缺陷就不再重復了。我現在畫得少，是因為老的東西畫完了，新的感覺來得少。我要求自己每一幅畫都有新意。我老伴是我的第一個觀眾，她説有點新的東西了，不一樣了，那我就覺得有些意思，很愉快。否則就撕掉，就連素描我都不會隨便畫一張送人。”
吳先生八十歲以後，戶外寫生就少了，主要靠反芻。他説：“當年積累、吸收的大量素材沒能表達完整，現在又從心裏溢出來新的感覺，只要有新感覺我就畫。這是個抽象和提煉的過程。人老了，各種誘惑和顧慮都消退了，青年時代的赤裸與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動，能夠把真誠的心聲表達出來，就是莫大的慰藉了。只要想畫，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
記得2001年我去吳先生家那次，他的家與往日稍有不同的是窗臺上多了一個小罐頭瓶插著的紅色康乃馨，書桌的花瓶裏是帶有綠葉的金色鬱金香。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約是吳先生的生日。那兩束淡雅、樸素、沒有任何裝飾的鮮花，一定是他的兒孫或熟悉他的朋友、熱愛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來，以表心意的。吳先生一輩子從來沒為自己張羅過生日，也堅決不主張任何人為他過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説：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們都屬羊。他隨口問了我這只羊的生日。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時又到我家，高高興興地祝我生日快樂，送給我一幅他寫的字：“羊生日，見日出，殷紅色”。我們相識多年，從未張口向他求過一幅字畫，這一突如其來的珍貴的生日禮物讓我特別興奮也特別慚愧。因為，我從未給我的這位忘年交祝賀過生日——無論是他在藝術創作默默無聞的時候，還是他在國內外聲名顯赫的時候，但他卻把我這小字輩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82歲。
那時的吳先生清瘦單薄，但絕不失精氣神，耳聰目明、行走輕捷。儘管他常年睡眠不好，但他天天是六點鐘起床，洗漱後下樓散步，八點鐘左右吃早餐：一碗稀飯、一杯牛奶、一隻雞蛋、少許小菜。早餐後大部分時間翻書、翻資料，處理往復信函。年事已高，很少接待來訪，實在不能推脫的朋友、同事、弟子以及朋友介紹來的媒體，也在上午接待。一般不參加外界應酬，幾乎不在外就餐。午飯是兩位老人自己動手，一兩個青菜，少許主食。午間摘掉電話，一般下午三點左右打開，晚上九點多鐘再摘下來。每天下午四點，一位相處多年已像親人一樣的“小時工”到家裏來幫助處理家務，清潔住室，做一頓“像樣”的晚餐，間或燒一小條魚、一個青菜、稀飯。夫人午睡時，吳先生便坐到那張皮面斑駁、木架陳舊的沙發上讀報，十幾份報紙一一讀罷，見到熟悉的朋友的文章或他喜歡的文章單獨拿出來，空閒下來老人家會主動打電話給朋友探討文中涉及的話題，熱情、坦率、真誠，有時仍會對一些不實之辭表示些許“憤怒”。
我一直在想，吳先生這些年來引起許多人的誤解，這一定與他獨特的思想有關。也許，隨著中國美術的發展，我們將越來越認識到吳先生觀點的意義與價值，誤解也會隨之消除。
吳先生和這個世界永別了，我這個沒心沒肺的人竟然沒在搬家的一年裏去看望他。而今，把他老人家送給我的那套精裝本《吳冠中文集》擺放在我的桌上，點燃一支蠟燭，在幽幽的燭光中懷念這位像畫家一樣傑出的文學家，他送我書時説的話言猶在耳：“文是畫之餘，是畫之補，是畫到窮時的美感變種。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風景畫家，不能互換，是文是畫，只求表達真性情吧！”
老人的話在我心裏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腦海裏駐足。我把老人那顆不再跳動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