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翔在藍天上的快樂的徐斌
木木 | 採訪
這是蔡國強第二次大型農民題材的計劃。第一次是 1999 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的《威尼斯收租院》，當時他請來了 1965 年《收租院》作者之一龍緒理和幾位年輕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轉為“看做雕塑”的藝術形式，在展覽現場重塑當年的《收租院》。十年後，蔡國強以收藏者、策展人、藝術家三位一體的身份出現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農民達·芬奇》展覽中，展示他在民間發現的十位奇人。在展覽的序言中蔡國強寫道：“我在整個展覽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覽看起來只會像農民創造物的博覽會；而我的因素多了，又會顯得農民的創造物都只是我的裝置材料而已。”
進入美術館的一樓展廳，首先看到的是山東農民譚成年遇難的飛機殘骸，這個裝置既是農民冒險家的紀念碑，也提醒人們這些都是真實的。二樓展廳內，五十多個風箏，在風扇吹拂中，于空中輕輕飄揚，每只風箏上的投影都講述一個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風箏形成了片片白雲，似乎在傳達農民們充滿浪漫的理想。吳玉祿夫婦、兩個兒子和兒媳，把三樓改造成一個機器人的生産空間，觀眾可以直接與他們交流，他們也可向觀眾表演他們的機器人。四五層是挑高中庭，在四樓空間裏，懸浮著五艘湖北李玉明製造的潛水艇，空中懸挂了四架其他農民創造的飛機和直升機，小鳥在空間中飛翔鳴叫，地面種著綠草、開著鮮花，向上看去，玻璃天頂外，幾隻小飛碟與天空連成一片。來到美術館隔壁宏大的中實洋行大廳前，安徽農民陶相禮用汽油桶焊接的潛水艇，在冰凍中潛伏，潛水艇入口處插的小白旗上投影著他試航潛水艇的影像。中實洋行大廳裏，展示著蔡國強委託陶相禮製作的長二十公尺的航空母艦。航空母艦內放映著前蘇聯導演史詩般的紀錄影片《我們的世紀》，刻畫了在輝煌的太空成就背後鮮為人知的挫折和個人犧牲的代價。銀行的金庫內則播放著羅馬尼亞導演安德烈的紀錄片《脫離現在時態》，敘説在 1991 到 1992 年間，蘇聯和平太空站裏，太空人 Sergei Krikalev 和同伴們在太空站等待了十個月，而地球上正發生天翻地覆的巨變，派他們上天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
ArtWorld：為何如此關注農民？
蔡：我從這些農民身上看到了自己。我是在一個小城出生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具有民間色彩的文化對我有很大影響，從風水到中醫，到現在為止我做的很多作品都是從民間來的。自從離開中國以後，我就很久沒有注意到民間和農民了。在國外的時候，常常關注中美關係、國際關係那些比較容易看得到的點。奧運會的時候，從鳥巢開始施工挖地基到最後打掃整理，我和很多農民工在一起工作，從那時起我又注意到他們的存在。當然如何以農民為題材的想法是隨著我六年來對農民作品的收藏而慢慢形成的。這次剛好有世博會這個機會，讓我可以把這個作品完整地呈現。
ArtWorld：德國學者康拉德·克斯特林（Konrad Kstlin）曾經説過，民俗學或民俗是一個披肩毛毯，它可以讓現代人愉快地看到自己曾經是什麼樣子。“農民達·芬奇”想讓“現代人”看到什麼？
蔡：（笑）我看到的這些農民比我想像的好玩。他們在農民中可算是異類，但是當他們出了成績以後，別人也就認為他們出類拔萃、異常聰明、有勇氣或是有個人精神。個人精神很重要，在我們長達幾千年的文明以及現在的社會中，越來越重要的是需要更多地看到個人的觀點和行為。每個人可以做每個人的事情，每個人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農民做的很多東西，像飛機啊，還有潛艇什麼的，很多飛不起來潛不下去，但他們對一個不大現實也不一定能實現的夢想努力追求的精神，是值得很多城裏人學習的。
ArtWorld：非專業、非官方、自發的、有生命力的、直覺的、即興的、不可複製的、與現實相對立的烏托邦……您覺得還有哪些要素與“民間”的本質相關？
蔡：還有一點是在風土氣候、環境裏面産生的一種自然美。還有就是在人們的生活中，能夠經久不息地被大家作為一種文化所流傳下去的那種東西。從民間裏面你可以看到土地，可以聞到大地的氣息，可以看到這些最後都變成人們生活的記憶片段，變成足以延續他們生活的力量。
ArtWorld：對農民來説，技術就是權力，而對藝術家來説，身份是另一種權力。展覽中農民的技術與你藝術家的身份是怎樣一種交錯的關係？
蔡：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受到很多媒體的報道，有些人也多多少少成為明星一樣的人物—那我跟他們的合作能帶給他們什麼呢？我認為就是把他們帶入到認真的社會議題中，展現農民在我們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所受過的挫折、苦難，或者是他們的貢獻、某種光榮吧。
我對他們的關注和以前報道他們的那種獵奇式報道是不一樣的。當我看到像《北京日報》、《文匯報》等主流官方大報也在大篇幅地報道這個展覽，談這些農民所做的事情之後，我就想我正在做的事情也許有用，而不僅是人們去看農民怎麼做飛機，或者是蔡國強如何把那個大飛機挂在那裏，又有多好看。
《農民達·芬奇》中我提到的三個口號，“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飛起來”還有“農民，讓城市更美好”，尤其是第三個議題和現在我們提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相對應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直面上海世博會的議題，“農民，讓城市更美好”則可以説是面對全國的現代化進程所説的一句話。
ArtWorld：我很好奇的是，當這些發明家知道自己的作品將進入到“藝術”領域，進入到您的個展時—他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什麼？這幾位農民發明家自己是怎麼理解這事的？
蔡：我曾問過農民：“你覺得你這個作品是藝術品嗎？”有的農民的回答就很誠實，説：“我認為我在做模型的時候比較像藝術品，做成了以後不是藝術品，是産品。”因為農民他自己是想做有目的、有功能的東西，另外他知道藝術家做的東西是不會飛的。那我也會問：“你有時候會感到自己是個藝術家嗎？”他回答説：“沒有，不會。”他們感到自己更是科學家，是幻想家，在探究真理，在探究一種機械和擺脫重力的可能性。我則是從藝術的角度看到他們與藝術共通的創造力—明知不可為而為。
王強在自己的飛機內
民間“飛碟狂人”杜文達的“飛碟基地”
ArtWorld：展覽中有農民製造的飛機從來沒有飛上過天，但您認為這不重要，那您的這類選擇是因為你所呈現的民間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民間嗎？選擇這種理想主義的民間時會不會也反證了作為藝術家的您對於民間所持有的浪漫主義態度呢？
蔡：我是一個藝術家，藝術家做的東西大都是無用的。遠古時代，人類辛辛苦苦去打獵，和動物搏鬥，有些人會用紅土和動物的血在墻上畫東西，這有用嗎？但是我們正是通過前人留下的無用的東西才能看到每個時代的美學和感情，才能了解他們的徬徨、他們的理想。農民的飛機就算飛不起來，也能被其中的理想主義色彩感動，藝術本來就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嘛。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飛機要飛起來還不容易，要造一個飛行器還不容易嗎？但重要的是有這樣的勇氣和理想，去讓心飛起來、讓自己的精神飛起來，這樣才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