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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振清
是“延續性”還是“適應性”？是“對歷史負責”還是“對未來負責”？由此可以判斷“山寨”的高下，可以看清危機和可能性，可以期待面向未來的引導性的話語權問世。在經過對“山寨文化”現象多次討論後，顧振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似乎對這個話題已經胸有成竹。
“山寨文化”對當代藝術的啟示
顧振清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欠發達國家，在體制建設中需要借鑒、移植、拷貝與改良，今後50年也不會改變，“山寨”有改造、改良的成分，如要便宜，要本地化與民族化，這也是山寨文化的重要成分。當代藝術是歐美原創，從他們那裏引進再做針對性的改良，先學習再原創。有的也是始料未及，發現照搬不行，要求變，這也是山寨，是其積極的一面。即使把歐美的美術館體制完全拷貝過來，也只是拷貝而已。一旦有了改變，反而會贏得尊重。還沒有能力另起爐灶，就先引進，再改良，逐步增加原創成分。這是一條道路，但當代藝術又是無國界的、全球化的。世界藝術中心從巴黎轉移到美國，就説明瞭這一點。當代藝術也可能再轉到倫敦，中國也有機會，欠發達國家都有這可能。
他説，文化建設有霸權性，好比網頁上的“置頂”，到了那個位置的就不想下去，這就是“帝國”模式。隨著新的“山寨”出來，對“置頂”的主流文化的保守、霸權産生衝擊。他表示，值得憂慮的是，欠發達國家經過改變後能否“置頂”？置頂後會不會同樣“霸權”？
“山寨文化”有後發優勢
顧振清指出，“山寨”肯定是走別人的路在先，但如果這條路走透透了，別人就必須另辟蹊徑。按照“影響力經濟”的原理，你可以不是原創的，但做到極致了，你的影響就大了。做煙火爆炸的也許有不少人，但蔡國強把煙火做到極致了。後發優勢雖然原創性不足，但在文化建設上是影響力此消彼漲的過程。文化建設注重“未來”模式，不在乎既有模式、既有機制的延續性，而是開放性的，因為處在全球化的環境中。
他強調，如何來提示對未來的適應性？如果“山寨”不只是一個態度，而是指向未來，就強調變化、活力、適應性，對新的生活方式、社會模式的適應，會帶動新的規則的建設，不斷打破既有的條條框框。山寨文化的適應性，可以揚棄原版帶來的成成相因。因此，他並不提倡原版，因為可以借殼、借路。
“市場的黑手戴上白手套”
談到尤倫斯與中國體制的合謀現象，顧振清一一道來：以尤倫斯為代表的西方美術館體制，在與中國各種體制打交道時鍛鍊出適應性，有一些底線如藏品不能流通，場地不能出租等，現在都被打破了，用商業運作彌補經費不足。這就是歐洲的航母怎樣本地化，怎樣保持熱度、焦點的問題，是對欠發達國家體制的適應，對歐洲體制的超越。
那麼，這是退步還是進步？顧振清認為兩面都有，一方面是消耗，另一方面有了新的增長點。金融危機帶來“合謀”的可能性更大：正常的經費來源變了，西方美術館進行學術權力尋租，對中國大陸的畫廊開放，“市場的黑手戴上白手套”，令人大跌眼鏡。經濟危機使學術底線被打破，規則在改變，機制在創新：這使雙方面接近，這是“合謀”，是人類精神資源高度機動性的體現。
當代藝術的話語權在變
顧振清指出，歐美有先發言的權力，目前隨著亞州、拉美的加入話語權被分化。這次金融危機正在醞釀二戰後當代藝術最大的變局。1989年冷戰的終結帶來的表面結果，是傳統的西方對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假像，9·11、金融危機都是前所未遇的。從中可以看到西方話語權的消失，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會成為話語權的現場。冷戰雖然早在1989年就結束了，但真正的結束是在2009年後，其遺産會被拋棄：一霸稱雄的現象結束了。2009年可以看作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他還表示，荔空間將在下周舉行名為《無法》的展覽，主要討論當代藝術的方法和規則，是否有審美定勢，思維慣性和路徑倚賴？如何打破老規則建立新規則？這要靠藝術家群體的努力，但不是自然發生的，是有見地的主動的工作。好的藝術家出來，會帶來劃時代的變化，如杜尚、安迪·沃霍等，改變規則，改變藝術的方法，走過分水嶺，使他們的藝術創造成為文化的引擎，安迪·沃霍之後，美國當代藝術了，就不叫“美國當代藝術”而是只叫“當代藝術”了，因為他就是全球當代藝術的原創中心。達明·赫斯特的出現又是新的挑戰，進入一個新時代。這種更替，源於標準和規則的變化。山寨文化的崛起帶來了新的上下文，會不會動搖達明·赫斯特的地位，意味著時代變了？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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