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裝置作品《鳳凰》

蔡國強前些天在上海揭開了其首個非官方作品《蔡國強：農民達·芬奇》的神秘面紗，5月3日該展將正式在滬亮相；上個月末，徐冰也有驚艷之作《鳳凰》“飛臨”北京。當公眾把目光聚焦在這兩位知名海歸藝術家時，卻可能忽略，那些藝術作品背後還有小人物的創造。

造“鳳凰”的人是誰?

徐冰的大型裝置藝術作品《鳳凰》是3月27日橫空出世的。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時，站在北京今日美術館的大門口向北看去，兩隻由無數閃爍的LED燈勾勒出輪廓的大鳥高懸半空，昂首沖天，不遠處是燈火輝煌的CBD，國貿三期、央視大樓清晰可見。

這兩隻大小相倣的“鳳凰”，被一字排開的六台明黃色的大型吊車吊在十多米的高空中，看上去約有30米長的樣子，砸土機強悍的頂部構成了鳳頭，扣上幾頂紅色安全帽就成了鳳冠，破碎的挖土機機械臂充當了脖子，混凝土攪拌機罐則成了鳳肚，鳳尾是各種建築鋼條，神來之筆是“鳳凰”雙翅上栩栩如生的片片羽毛——由一個個無柄鐵鍬整齊地排列而成。

徐冰早年以《天書》系列作品揚名海內外，成為被西方主流藝術界推崇的中國先鋒藝術家，2007年回國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同年，他受邀為北京CBD財富大廈建造一件藝術品。他想以建築廢料做出一個與財富大廈形成強烈對比的作品，表達藝術對資本的嘲弄。於是，便有了《鳳凰》的創意。

不過“鳳凰”並不完全是徐冰親手做出來的。2008年年初，在做好《鳳凰》的設計圖和擬稿後，徐冰委託北京奕東園雕塑製作中心製作“鳳凰”。承接過無數大型製作的毛廠長剛開始以為這只是一個常規的做法：按比例放大，把框架做好，然後在表層貼一層廢料就行了。後來才發現“鳳凰”使用的材料和製作方式跟過去完全不同，每個實物之間怎麼銜接，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邏輯關係，工人們必須一邊製作，一邊創作，一邊調整。

最先試驗製作了一隻翅膀，但效果很不理想，看上去像一個飛機機翼。於是只能一點一點摸索，每個細節都需要反覆琢磨和修改。

徐冰説，“在現場所有的人都積極開動腦筋，出謀劃策。”他常讓工人們發表意見，讓他們自己去判斷怎樣做更好看，“工人們比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更了解材料的性能和組裝”。

工人大郎是《鳳凰》項目中從頭至尾一直參與的人。他剛開始時，很奇怪“這個老師怎麼能用廢品做這個東西”，做了一段時間，卻慢慢喜歡上它了。最後，大郎也開始用廢品做東西了，他為了讓“徐老師”來工地後有椅子坐，就模倣做“鳳凰”的方式，做了幾把椅子，很受歡迎。

經過兩年多的反覆試驗，“鳳凰”最終在2010年春天“飛臨”北京。

“農民達·芬奇”有誰?

在徐冰緊張創作《鳳凰》時，忙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國慶60週年慶典焰火表演項目的蔡國強則把精力轉移到了自己世博會期間在上海外灘美術館開展的《蔡國強：農民達·芬奇》。

2010年4月8日，蔡國強向外界公佈了《農民達·芬奇》的具體內容。構成《農民達·芬奇》的是12位農民的60多件發明創造，比如安徽農民熊天華的飛機、湖北農民李玉明的潛水艇、北京農民吳玉祿的機器人、安徽蕭縣農民杜文達的太空梭以及安徽阜陽農民陶相禮為展覽特別製作的長20米的航空母艦……

不過，熊天華的飛機並不能飛起來。他的家鄉周圍有一圈山頭，最低也有50米，但他的飛機只能飛30米高，所以一直飛不過去。他認為把發動機改造了，可以飛過去，結果還是撞了山。

李玉明造的潛水艇經常是要麼沉不下去，要麼是沉下去起不來，如果起不來，就由人工用繩子拖出來。事先約定，3分鐘要起不來就拖。

“這些東西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就是，農民是完全個體的角度；相同的是他們開拓未知世界的勇氣。”蔡國強説，他還會專門辟出一個展廳，懸挂五十余個風箏，通過小風扇與投影講述每一個“達·芬奇”的夢想，以傳達中國農民的浪漫情懷。

2005年在威尼斯，蔡國強曾做過一個農民造飛碟的項目，當時很多美術館館長對這個行為很肯定。他們説，畫家其實也是發明家的達·芬奇沒能讓他的飛機飛起來，飛不起來又有什麼關係？受此啟發，蔡國強將這個展覽命名為《農民達·芬奇》。

“他們的勞動必須得到尊重”

近年來，類似《鳳凰》這種大型裝置藝術作品出現得越來越多，《農民達·芬奇》所運用的“現成物”概念在北京宋莊、798也不時可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隱藏在這些藝術作品背後的小人物與作品是什麼關係？他們對這些作品享有哪些權利？

“《農民達·芬奇》裏，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藝術家，我在整個展覽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覽看起來只會像農民創造物的博覽會；而我的因素多了，又會顯得農民的創造物都只是我的裝置材料而已。”蔡國強回答了自己在《農民達·芬奇》中的角色，卻沒有回答這些農民發明家在作品中究竟是什麼角色。在他看來，自己買了這些農民發明家的作品後，“可以幫助他更往前走，會更好——不然他一直抱著那個東西在家裏面，也很難往前走。”

在中國美術館研究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劉曦林看來，這些小人物與藝術家“現在不是一種平等的合作，只是一個藝術構想的組成部分，或者只是某個作品的製作概念，而不享有著作權”。但他強調，作為參與者，“這些人的勞動必須得到尊重”。他還警告説，“借用、移植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手法，如果用多了，仍然會感到乏味”。任衍RJ082

延伸話題

當代藝術家越來越像企業家

徐冰、蔡國強的創意，理論上講國外都有過類似的概念和做法，他們只是把國外觀念中國化地應用而已。這實際上也是整個海歸派藝術家的一種模式，他們更多是在組合資源，而不是在探索藝術觀念的原創。只不過這種用西方藝術觀念表達中國符號的模式，最近又有新的變化，即不再使用“四大發明”了，而是使用當代中國的符號化現象，比如“鳳凰”象徵崛起，農民象徵中國式經濟增長的基礎——廉價的農民工。

海歸派不應該總是在“販賣中國”，這一代海歸派既沒有引進什麼國際先進的文化和藝術思想，也沒有像徐悲鴻那一代為中國社會的藝術啟蒙做了很多教育工作。這一代海歸派感覺更熱衷於做明星、組合利用國內外資源，他們在國外代表中國，在中國代表國際。其藝術可能有一段時間曾經有過一些不錯的作品，但他們的國際地位和藝術貢獻實際上有點被國內媒體誇大了。

與此同時，藝術家的企業家化也是一個趨勢。現在很多藝術家更像一個鄉鎮企業家，尤其是雕塑、裝置和大型藝術，從國外找一個藝術概念和形式，找一批人幫他實施、生産、製作，找美術展覽場地做展覽，自己在媒體上出鏡宣傳行銷，最後接待收藏家，將作品賣出去。這種企業家化的藝術家，國外也有此現象，但在中國規模更大、現象更普遍，這主要是中國的助手、空間費用便宜，社會公眾、收藏家和媒體也不太懂藝術。

藝術批評家獨立策展人 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