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93年以來中國藝術家已經連續參加了5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藝術家也已經3 次參了加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2003年起中國政府決定在威尼斯設立中國國家館，遴選當代藝術家參展，這可以視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文化戰略的體現。
作為非營利性的國家文化事業，大型雙年展如果沒有政府的有力支援，是難以維持的。以德國的卡塞爾文獻展為例，作為世界上最為成功的大型雙年展，資料顯示，截至第9屆(1992年)文獻展，歷屆展覽的經費總預算中，約半數來自政府機構，包括卡塞爾市政府、黑森邦政府、以及德國政府三方分攤。不足之數，則由文獻展公司自行負責籌措。自籌部份，包括對外尋求民間或外國官方或民間贊助，以及展覽本身門票、專輯、紀念品、書店、餐飲場租與收入等。根據文獻展公司年度財務報告與其他研究報告的顯示，文獻展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展覽預算額大幅不斷提升。從第1屆不到40萬馬克，到2002年第11屆將近2500萬馬克，總預算成長率高達60倍。若以平均值看，每屆增長幅度約為15%，這樣高的總預算額，為全球其他各地國際性大展難以望其項背。
自第9屆文獻展起，德國政府機構的補助款，有明顯的減少趨勢，從原先50%的官方補助款，降至23%，第10屆為34%。其間差額，從民間贊助、紀念品及門票項下補足。這一公共部門的政策轉移，反映出文獻展在過去10年間企業化發展的勢在必行。在營運效益上，資料顯示，文獻展在過去10屆展覽中，有5屆收支平衡，有3屆虧損。最高赤字近70萬馬克。不過，在第10屆文獻展中，展覽首度獲得盈利，約為60萬馬克。
總而言之，政府長期計劃性的經費資助，加上民間強烈的事業心與專業操作，是文獻展成功的重要關鍵，這説明政府對於非營利性文化事業的資金支援應該是其文化政策的基本重心。為了保護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資源和社會人文價值的繼承光大，並且在國際上樹立一個本國的文化形象，政府在鼓勵通過市場經濟發展文化産業的同時，必須加大非營利文化事業的資金支援。卡塞爾文獻展的運作，由專門的展覽公司來運作，基本保持收支平衡，也説明非盈利性文化事業的組織者，必須具有現代經濟頭腦，運用有效的經濟核算和運作方式，採用企業化方式進行非營利性文化事業的管理經營。那種完全依賴國家文化事業撥款，缺乏經濟核算和成本意識，脫離市場的文化事業運作方式，必然會導致高耗低效，浪費國家納稅人的金錢。美國舉辦奧運會和南韓舉辦亞運會營利的事實説明，非營利性公共事業也應採用現代經濟的管理運作模式，以最大限度地節省國家財政支出。
藝術與文化的效益是綜合的、長遠的，非營利文化事業是營利性的文化産業的發展基礎，它以其富有人文價值的精神內涵和高品位的藝術創作，構成了一個國家文化産業的雄厚底蘊，發展非營利性文化事業，並非單純的文化消費，它將在整體上提高作為生産力的國民的整體素質，同時也是拓展文化産業資源的戰略性投資。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視文化事業建設。據了解，為迎接奧運，北京市在投入1300萬元人民幣，與中國文化部在石景山區國際雕塑公園成功地舉辦了2002國際城市雕塑展之後，已決定將這個展覽作為一個北京市的文化品牌，在2005年和2008年繼續舉辦國際城市雕塑展，這一雕塑展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雕塑藝術三年展。與此同時，在北京舉辦國際性的綜合藝術雙年展，已經作為政府的重大文化決策，進入前期籌備階段，北京市政府為此已專項撥出近千萬元資金，展覽將於2003年10月開幕。繼上海、廣州、成都之後，北京進入舉辦雙年展的大型城市行列，説明雙年展作為一種政府主導的非營利性文化事業，存在著廣泛的社會需求，有著潛在的文化産業價值，對一個城市和地區的文化發展具有導向性作用。發展文化産業並不意味著削減國家對那些關係整體國民文化素質和國家文化形象的非營利文化事業(如博物館、歌劇院、音樂節、藝術節、雙年展)的投入，相反，文化産業的規模化、經濟化、社會化，將進一步促進具有社會公益性的非營利文化事業的發展。
我們需要研究雙年展組織機構與展覽投資者的關係、雙年展與城市文化發展的關係。雙年展如何在不同的文化權力與利益集團之間進行協調與妥協，尋求展覽實施的可能性?雙年展在展覽經濟運作上是否需要進一步企業化、透明化並接受社會監督?這些都成為發展中的中國雙年展制度無法回避的問題。相信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於中國的文化産業的發展。面對當代藝術的迅速發展，我們有必要學習西方成熟的藝術展覽制度和藝術贊助制度。從現實看，中國的藝術體制結構與經營管理方式，由於不能完全進入市場形態，已經滯後於當代藝術的迅速變化，特別是在以企業化方式運作非營利性文化事業方面，與國際上成熟的文化生産與傳播體制存在著巨大差距。面對加入WTO後外國文化資本的進入，為保護民族文化，使中國當代藝術積極參與全球的文化交流，中國政府在積極發展中國藝術市場的同時，也日益關注中國的非營利文化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