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10年的版權混戰

搶佔“收租院”

10年前，蔡國強的《威尼斯收租院》得了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但他認為作品是自己的，拒絕把獎金分給11位在展覽現場複製《收租院》的助手。龍緒理很生氣，對媒體説：“我感覺蔡國強才是在所謂行為藝術下剝削農民的大地主劉文彩。

《收租院》在德國法蘭克福申恩展覽館的展出2010年1月就要結束了。這次展覽籌劃3年，花掉5000多萬元人民幣。不過一切代價都是值得的，《收租院》轟動了德國，老外看得目瞪口呆，藝術家將《收租院》畫下來，歐洲藝術電視臺也播放了展覽紀錄片。“展廳人滿為患，想不到《收租院》在新的環境中會再次煥發容光。” 四川美院重慶美術館館長馮斌告訴《新週刊》。

作家戴晴參觀後感慨：“原件的衝力大大超過蔡國強的再創作，他只把自己弄成一個挨罵的獲獎人。”但蔡國強並不介意任何罵名，從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開始，蔡氏收租院不斷繁衍。光是2009年，蔡國強就有《畢爾巴鄂收租院》、《台北收租院》誕生。《收租院》現身法蘭克福時，《台北收租院》也在台灣“泡美術館”展出。不明所以的人很暈：到底有多少個“收租院”？

《收租院》原作

《收租院》是“美術界的原子彈”

74歲的四川美術學院教授王官乙是《收租院》的主要作者，這次展覽，老先生護照都辦好了，可是因為太激動，臨行前得了腦溢血，沒去成法蘭克福。

1965年，29歲的王官乙和川美雕塑係老師趙樹同帶領應屆畢業生李紹瑞、廖德虎、龍緒理、張德熙等受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邀請創作《收租院》。他們和一位民間藝人，圍繞劉文彩對農民的盤剝展開敘事。

劉文彩是坐擁8000畝土地的大地主，據説這位“川西教父”還是西南一帶巨富，富到為六弟劉文輝養兵打仗，富到他掌舵的公益協進社敢跟蔣介石叫板。

為了趕國慶，他們四個半月就幹完活。群雕有114人，道具108件，分交租、驗租、過鬥、算賬、逼租、反抗、上山打遊擊7部分，26個情節，全長近100米。傳統泥塑手法加上黑玻璃球做眼珠，籮筐、雞公車、谷風機等直接當成現成品，沒錯，要的就是超級寫實主義。

四川美協知道後急忙上報中國美協秘書長華君武。不久，華君武、王朝聞、劉開渠、鬱風都去了大邑縣。隨後，中國美協邀請王官乙等人在中國美術館現場複製了其中的40多件雕塑。1965年11月，這些作品在北京引起轟動。“每天將近一萬人參觀，共有300萬人登記。七八個大使館要求去他們國家展覽。”王官乙説。華君武很激動，他説這是“中國美術界的原子彈”。

《收租院》的社會影響也不小，人們覺得劉文彩比“半夜雞叫”的周扒皮還壞。劉文輝1959年就調到北京當林業部長了，但因為劉文彩，紅衛兵甚至跑到史家衚同要“揪出大地主的弟弟”，好在周恩來將他轉進解放軍醫院保護起來。

1974年，四川省委撥款30萬，讓原作者和川美雕塑係再創作《收租院》。1978年，玻璃鋼鍍銅《收租院》面世，有99個真人大小的人物，分交租、驗租、過鬥、風谷、算賬、逼租及反抗7部分，這就是正在法蘭克福展出的《收租院》。玻璃鋼保質期只有30年，目前重慶美術館正在進行翻制鑄銅，希望《收租院》可以永久保存下去。

蔡國強在威尼斯做的《收租院》

反對《威尼斯收租院》

獨立策展人哈拉德·塞曼稱《收租院》是世界上最前衛、最現代的作品，他的好友萊勒·卡爾哈爾德是德國卡塞爾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兩人狂迷《收租院》，萊勒甚至研究了20年。1972年，萊勒與塞曼邀請《收租院》參加第五屆卡塞爾文獻展，但因“文革”被拒。1980年塞曼成為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一直到20世紀最後一屆，他的《收租院》情結始終存在，這一點蔡國強很理解。

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蔡國強請來龍緒理等11人現場複製《收租院》，並因這件作品捧回金獅獎。

雖然蔡國強的意圖是把“做雕塑”變成“看做雕塑”。但1999年6月12日，雙年展開幕當天宣佈蔡國強獲獎後，請去的雕塑家就停止了工作。5天后，蔡國強也離開威尼斯。“觀眾根本不可能看到‘看做雕塑’的表演過程。”當年的川美美術學系副主任島子説。

蔡國強強調作品帶有“行為藝術”因素，但王官乙不這麼認為：“自己連手都沒動過。”他説，蔡國強挪用《收租院》之前，他們毫不知情。蔡國強只找了王官乙的學生龍緒理，龍夫人是艾青的侄女，自然靠近北京藝術圈。

王官乙説：“龍緒理以為只是幫助複製《收租院》作宣傳，沒想到蔡國強會當成自己的作品，而且龍緒理從沒出過國，免費去義大利，還有1000美元打工費，也就答應了。”龍緒理在威尼斯給王官乙寫信：“蔡國強最後給出的完成作品，僅有50余件焊有鐵架，只有30多件雕塑成型上了泥。”

因為《收租院》，萊勒促成卡塞爾大學美術學院和四川美術學院結為友好院校。所以，這位《收租院》的鐵桿粉絲看到蔡國強的複製品很痛心，他不顧與塞曼的交情，告訴王官乙：“(《威尼斯收租院》)簡直是對《收租院》的侮辱，複製得太粗糙、草率，破壞了原作的形象，損害了四川美術學院的聲譽。”

蔡國強就是大地主劉文彩？

王官乙説：“蔡國強將《收租院》搬到義大利，加上威尼斯三個字，這純粹是一種竊術、幻術和商術，所謂的與現代藝術的‘複製’掛鉤就是侵權行為，所謂的‘行為’也是省運費及其他成本的一個高明運作。”蔡國強申辯：“整個活動沒有任何商業行為。古根海姆西班牙館及瑞士、美國的收藏家提出過收藏，被我以這些雕塑的實體不是作品而拒絕。”

1999年，蔡國強的《威尼斯收租院》得了金獅獎後，他認為作品是自己的，拒絕把獎金分給11位在展覽現場複製《收租院》的助手。龍緒理很生氣，對媒體説：“我感覺蔡國強才是在所謂行為藝術下剝削農民的大地主劉文彩。”

批評家王林認為《收租院》是中國唯一一件未受到西方現代藝術流派影響，並具超前性、創新性的世界級作品。而島子則説：“蔡國強的複製，實質上是挾後現代藝術手法和綠卡藝術家特權，公開侵犯了包括《伯爾尼公約》在內的著作權法。”

同時，在北京，藝術家隋建國、包泡、汪建偉和評論家劉驍純、巫鴻、李陀等召開“《收租院》與當代藝術”研討會，他們把票投給蔡國強，認為《威尼斯收租院》是後現代藝術中常用的複製、挪用的藝術手段，是對經典作品的“引用”，而非侵權。塞曼也為蔡國強辯解：“不然安迪·沃霍爾及許多其他藝術家也都侵犯了著作權。蔡國強展示的是一件進行中的創作，而非這件偉大作品的複製品，何況這些雕塑人像也不是要出售的，而是會在展覽期間逐漸毀壞。”

可是王官乙堅持認為蔡國強做《威尼斯收租院》與臨摹羅丹的雕塑或挪用達芬奇的《蒙娜麗莎》不同，因為羅丹和達芬奇作品保護期已過。“按《伯爾尼公約》著作的保護期，《收租院》原作者有19位，死了3位，還早著呢。”王官乙説。

2000年5月川美在重慶召開《收租院》著作權新聞發佈會，院長羅中立宣佈著手起訴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組委會、展覽主持人塞曼及獲獎者蔡國強。王官乙向《新週刊》回憶： “我去諮詢過著作權中心，他們也認為蔡國強侵權了。但是官司由誰打，在哪打，告誰，都有問題。”王官乙説，律師和北京版權中心都説，戶口在哪就在哪打，可蔡國強早就離開了泉州。

川美還沒行動，大邑劉氏莊園倒搶先一步向國家版權局申訴：我們才是著作權的享有者。“2000年9月，川美不得不被動地向國家版權局申訴，但雙方申訴都沒得到回答。”馮斌説，這起官司與川美質疑《威尼斯收租院》著作權一樣，喧囂熱鬧一番後不了了之。

這10年，蔡國強版的收租院走遍世界，王官乙已經平靜下來，他説：“關鍵不在於可不可以挪用《收租院》，問題是挪用後你有什麼創意。蔡國強還是沒有創意，全是複製。”

李佔洋《租——收租院》（局部）

新收租院，新藝術江湖演義

2008年，川美雕塑係教師李佔洋構思10年，工作18個月，花掉100多萬元，將《收租院》改裝成《租——收租院》。這次他沒直接照搬，而是將策展人、收藏家、畫廊老闆等34個藝術江湖的各路人物與《收租院》中的人進行置換。原有的7部分被換成交租、洗腳、搶人、壓迫、殉難及被觀看的歷史6組。

《殉難》是蔡國強和原巴塞爾藝博會總監薩繆爾·凱勒抬著剛剛死去的耶穌，此人正是1999年給《威尼斯收租院》頒獎的塞曼。瑞士收藏家烏裏·希克是搬運工。栗憲庭是背著一群裸體者(行為藝術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的老長工。為了表現高名潞的理想主義，李佔洋又將《紅燈記》李玉和的造型挪用進來。

李佔洋説，《租——收租院》是地主劉文彩故事的當代轉型。“張頌仁就是劉文彩，中國當代藝術就是他開始往外推，早一代成功藝術家都跟他有關，最早推出你，也最早剝削你。” 李佔洋告訴《新週刊》，要是資金允許，以後會把張曉剛做出來，和張頌仁一起，“他們的關係就是地主和賬房先生。”

《洗腳》中艾未未半躺著，年輕女老外正在為他擠奶，他的前妻路青站一邊打扇，四週圍著策展人、收藏家、畫廊老闆及助理。“艾未未是新一代地主。”李佔洋打趣道。《收租院》的階級矛盾成了藝術圈的江湖演義。李佔洋的改造比蔡國強辛苦得多，但還是有些吃力不討好。批評家程美信就直罵他找噱頭，聰明過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