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中立寄來一大批水彩、水粉畫的資料，其中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生時代的習作，有旅歐時的頗有洋味的作品，還有近年來堅持不輟的鋼筆淡彩。這些作品就如一張幽蔓的大網，把我沒頭沒腦地罩在“文革”之後中國美術發展的悠長的記憶之中；同時也罩在自己繪畫道途的濃濃的回憶之中。個人的成長歷程與一個時代的公共記憶相疊合，大概是我們這一代人歷史命運的特點，這其中，羅中立更是一個重要的標桿。
羅中立的名字是鐫刻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他的《父親》，那張老實巴交的農民的面龐，懸在現當代中國的螢幕之上，成為最動人、最有代表性的視覺形象之一。1999年12月底，我和羅中立一道參加成都“世紀之門”的展覽，共同接受成都傳媒界的採訪。羅中立不善言辭，他要求用川音作答。當他用川音言説時，馬上有了農民拿鋤頭一樣的熟練和熱情。年輕的記者們好奇地向著自己的童年的記憶發問，羅中立卻陷入了遙遠的記憶之中，他仿佛要從記憶中挖掘什麼。《父親》的最早的創意取自四川美院旁邊一位掏糞的農民。農民的肩上總壓著沉重的擔子，日復一日，這位農民承受著擔子的重壓，承受著生活長途的重壓。但這位農民卻總是那樣溫和，那樣沉默，那樣安命順受。羅中立在記憶的深處説：“有一個夜晚，我從燈光下，看到了他的臉，他的牛羊般善良的目光。”在那一刻，在那個平凡的夜燈中，羅中立看到中國農民的臉龐和他那巨大深沉的苦難與自足。“只有這樣，只有在巨大頭像面前，才令我感到他沉重的喘息，感到他暴突的青筋和皺紋；感到他那煙葉和汗拌和的濃味；感到他皮膚的顫動和漸漸滲出的汗水，以及嘴唇深處包裹著的殘牙……”羅中立如釋重負，吐出這番話來，眼中閃著一份懇切和誠意。此刻，他的臉上閃著“父親”般的神采。
羅中立從那掏糞農民的臉上，看到了中國農民的承受和擔當，對苦難艱辛的承受和擔當，對豐收勞作的承受和擔當，對歲月命運的承受和擔當。“父親”在喝水，他的身後卻是一片金黃，這牛一般的命運扛在農民的肩上。在那燈光照亮的一刻，曾經當過大巴山農民的羅中立，他的農民的情感、農民的精神浮現了出來。真正令羅中立遭遇農民的生動面龐的正是這份情感和精神的“燈光”。羅中立對大巴山的農民、大巴山的生活有著對“父親”一般的感情。《父親》創作至今已25個年頭，這四分之一的世紀，滄海桑田，星移斗轉，但對農民的眷戀始終沒有變。羅中立堅持畫農民，畫大巴山；羅中立經常要回到當年插隊的地方，回到“父親們”的身邊；羅中立要求以大巴山圓塔型的磚窯作為原型來建造他的房子，在裏邊日夜體驗和保存大巴山的念想和訊息。羅中立對農民有著一種深深的愛，他承受著這份愛，通過這愛，他也承受著農民的艱辛和苦難，承受著農民的歡樂和悲傷。羅中立和大巴山彼此塑造著對方，承受著對方。
羅中立筆下的農民有著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勞作的苦；有闔家圍坐火塘的樂；有夫妻風雨同舟的愛；有母子舐犢殷深的情。這苦、樂、情、愛，卻都有一種川味，一種麻辣辣的生活趣味。這骨頭裏的表情被羅中立化為一種日常性的生動敘事，一種誇張的視覺捕捉和強化，一種羅中立式的精神承受。當年凡高以他真切的悲憫，畫出了礦工的苦難和命運，羅中立則以他的溫和和俏皮，畫活了大巴山的生趣，以他的真情承受著中國農民濃厚和潑辣的氣息。
現在，我們在這批水彩中，看到了羅中立的底牌。這底牌不僅在於他走到哪畫到哪，為他的創作收集了很多的素材。這底牌更讓我們看到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筆下，他是如何與生活遭遇的。在七八十年代的習作中，有對風景的直問，也有對傷逝的回眸 ；在旅歐的寫生中，有著表現風味的色彩，有著濃重的文化旅者的目光；在近年的鋼筆淡彩中，有對生活的貼近，有心跡疾快的直白。但最重要的是:這裡始終研磨著一種農民般的質樸和執著，一種活生生的與大地、與生活的關係。這些寫生仿佛是在人生的長途之上，演練著這些關係，陶養一種活生生的直觀和面對，陶養一種如農民般的質樸和簡括的表情。羅中立通過這些寫生，來承受他在心中久遠而命定的那份承受。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羅中立在畫《父親》時，想過後來的成功和影響嗎？羅中立在做這些寫生的時候，想到過今天的小集子嗎？顯然沒有。那“巴山夜雨時”是真實的，是不可預演的，因此，也是最珍貴的。那是我們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承受。
2005年3月30日
于三窗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