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潤喜，別署半覺，1957年生於內蒙古包頭市。少年時代，在劉思平、賈方舟、劉大為等先生的指導下學習繪畫，受到良好的藝術啟蒙。1973年開始參展、發表作品。1978年與楊飛雲、朝戈、吳迅同時由內蒙古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專業受教于中國畫係葉淺予、李苦禪、李可染、劉淩滄、梁樹年、劉勃舒、盧沉、張立辰、周思聰、趙友萍、王同仁、蔣採蘋、黃潤華、賈又福、李行簡、金鴻鈞、許繼莊、姚治華、謝志高等先生；史論受教于邵大箴、李春、程永江、李玉蘭、湯池、薄松年、趙昔等先生；並有幸得到錢紹武、韋啟美、李少文諸先生的再啟蒙，學藝四年，獲益終生。
1981年，作品《高原飛雪》榮獲《中央美術學院首屆在校生作品展》一等獎，受到老院長吳作人、江豐的褒獎。198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同年執教于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90年代中期,參加中央民族大學油畫研究生主要課程班學習，有幸得到劉秉江、羅貽教授的親授。在教學工作中，得到沙更世、李景彬、鄧元昌、周菱等先生的指導和提攜。
高潤喜從教30年來，先後在中國畫、油畫教研室任教,1997年後任擔任美術教育教研室首任副主任、主任，2005年擔任副院長主持教學工作至今，現為教授、博士生、博士後合作導師，研究生工作室主任，教授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族美術》副主編；中國美術家協會民族美術藝委會委員、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藝術促進會常務理事、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教育部學位中心學科評估專家、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評審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評審專家；藝術獨立論壇理事、吳冠中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仃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二十一世紀華夏文化促進會委員。
高潤喜長期從事現代水墨與重彩繪畫創作與教學，形成獨特的現代藝術風格和品位，是具有學術影響力的畫家、美術教育家和藝評家。
1991年始，高潤喜先後在北京民族文化宮、中國美術館、香港北京畫廊、澳門葡萄牙東方基金會畫廊、台灣首都藝術中心、北京歌德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美術館、北京墨嵐畫館等藝術展館舉辦個人畫展十余次。書畫作品被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中國美術館、亞洲文化中心、葡萄牙東方基金會等國內外文化機構及收藏家收藏。曾為中央民族大學主樓（1991年與鄧元昌合作）、北京青年政治學院主樓會議廳（1992）、北京郵電大學科學會堂（1993）、天津泰達經濟開發區（2002）等公共環境創作大型丙稀壁畫。
高潤喜的書畫作品多次參加海內外重要畫展、其中包括第七屆亞洲美展等。著名藝術學者邵大箴、賈方舟、吳步乃、傅京生、賈德江、楊毅、肯普夫（德國）、巴洛蘇（葡萄牙）等先生曾作專文評價。1994年《苗女》獲首屆全國民族美術大展“創作獎”。2002年《春思》獲得現代中國水墨畫展“特別優秀獎”，日本富士山水墨美術館館長加藤淳特致函祝賀，感謝畫家為中日友好所做的重要貢獻。
從1992年起，先後出版了《高潤喜畫集》（香港）、《高潤喜畫集》（北京）、《高潤喜作品選》（澳門）、《高潤喜畫輯》（台灣）、《高潤喜素描教學》光碟，論著《美術修養七小時》（北京）、《中國畫名家藝術研究——高潤喜現代重彩》和《高潤喜現代水墨》等專著。
高潤喜的書畫作品及文論主要發表在“美術”、“美術研究”、“美術觀察”、“中國國家畫廊”、“中國美術館”、“中國油畫”、“榮寶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國新聞週刊”、“中國美術報”、“中國書畫收藏”、“中國圖書報”、“中國民族”、“民族畫報 ”、“當代美術家”、“美術嚮導”、“藝術教育”、“國畫家”、“美術界”、香港“中國當代書畫”、台灣“藝術家”、美國“IMPACT21”等雜誌及中央和地方電視、網路媒體的專題報道。
高潤喜是位善於思考和善於創作的藝術家。早在學生年代他就嶄露頭角。1981年，他的作品《高原飛雪》獲中央美術學院首屆在校生作品展一等獎。其後，他有不少作品參加國內和國際展覽，受到畫界的注目。
對中青年畫家來説，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建立個人的風格，潤喜自不例外。他在認真學習研究和認真實踐的基礎上，自覺地追求一種屬於他自己的畫風。潤喜的繪畫語言建築在他對繪畫本質的認識上。他的作品不以摹擬自然為目標，而以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為宗旨。他畫那看得見的世界，也畫那看不見的隱秘世界。他的作品是他內心情感的真誠流露。畫風表現主義味很濃，不同於西方表現主義的事，他運用的語言符號清晰明朗，有構成味；他注重畫面的裝飾性，又始終不忘語言的深度，不忘作品的精神內涵。在他粗獷的線條和凝重的色彩中，我們感覺到生命的律動。他的作品能觸發人們心理的、情結的、審美的反應，這是毫無疑問的。
有人會問，高潤喜的畫也算中國畫？邵大箴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所謂中國畫當然包括水墨畫，但不就是等於水墨畫，更不就是等於文人水墨畫。“中國畫”在觀念、技法和材質上，應該有很大的包容性，唯有如此，中國畫才會獲得充足的發展。
繪畫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它沒有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正是各民族特性和無數畫家個性的表現，才使世界畫壇更為豐富。然而，民族特性並非是凝固不變和靜止的東西。它只在廣泛的交流中，在和異己思潮和風格的矛盾衝突中，才有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説，民族性是流動的活水，不是千年不動的死水譚。固步自封的“民族性”，意味著停滯、守舊和落後。在政治變革、經濟發展和文化藝術的創造中，這個原理似乎是共同的。因此，在藝術領域，既應該鼓勵發掘民族傳統，藉故開今的努力，也應該同時鼓勵勇敢地引進外國藝術經驗的一切有益嘗試。外國古典藝術和現代藝術的成果，對於中國當代藝術創造，都是可供吸收和借鑒的寶貴財富。
“長安畫派”的領軍人物、老一輩藝術家石魯先生曾説過：“對待藝術，寧可喜新厭舊，不可守舊忘新。即使傳統的理論也承認藝術不可不新，創新必破舊，這是藝術發展的規律。”如何在自己的創作中出精品、出新意，是當代著名畫家高潤喜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水墨”是他藝術探索的主攻項目之一，在他看來，水墨作品的創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構成，二是新意。
為了這兩個方面，高潤喜曾潛心琢磨中國繪畫的傳統筆墨和美學意境，也研習過西方美術的古典與現代。高潤喜在西方現代藝術形式與東方美學的神韻中，尋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藝術語言，那就是以“極簡主義”的線條作為水墨畫語言的基本元素，在造型手段和章法構成上顯示出立體主義特徵和解構主義特色。
無論是他筆下的人體還是靜物，高潤喜都力求把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和對傳統藝術的理解與感悟相結合。他採納“以線造型”的手法，吸取現代構成中的形式因素，探索出一條現代與傳統相交融的創作之路，創造出一種奇特而和諧的非再現藝術畫面，展示出自己心中那恒久的生與愛的慾望。觀高潤喜的水墨作品，正如畫家自己所言，欲在中國藝術與西方藝術的夾縫中開拓一塊生存空間，在這雙重文化的強大壓力下，他的風格必然帶有“變形”的成分。加上筆線的洗練簡潔、飄逸、灑脫，潑墨揮毫間透出一種隨意和桀驁的氣勢，簡中之妙立顯，體現出無盡的視覺藝術張力。
藝術創造需要一個自己營造的心理環境，藝術作品真正的輕鬆是從事藝術創作過程中狀態的輕鬆，這種狀態是畫家對生活認識的一種飛躍，其本身就可視為創作的目的。欣賞高潤喜的作品，我們更要深入探究他對於作品中內在個性精神層面的描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他創作的意圖和作品中率真的意趣。
從某種意義上説，高潤喜先生是傳統國畫的叛逆者。197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係，有幸師從葉淺予、李苦禪、李可染、賈又福等名家，但在他40年來的作品中甚少見到這些大師們的影子。
相反西方現代繪畫似乎對他産生更大的誘惑。或許是深沉的內蒙古大草原滋養了高潤喜先生深沉內斂的性格，他喜歡大自然的色彩，喜歡厚重的筆觸，喜歡熱烈而深沉的情感和情調。他並不僅僅滿足於中國水墨的表現構成，在美院練就的高超素描技巧，對色彩天生敏銳的感覺以及對造型的熱衷，讓他在業餘時間探索油畫、丙烯以及壁畫更是如魚得水。
高潤喜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野獸派等來自西方現代藝術的表現觀念。他似乎對馬蒂斯情有獨鍾，但立體主義也往往成為他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他也不排斥來自民間壁畫的技法吸收。因此，在他的現代人物水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充滿張力的線條，誇張變形的造型，以及現代性的觀念構成等，但這些作品的墨色、整體感覺卻又是東方人的思維。
在他的骨子裏，東方文人士大夫的寫意依舊是他難以割捨的情懷。他雖然對寫實推崇到一個極高的高度，他是一個忠實的寫實主義者，但他又不拘泥于具象。他的作品混雜著各種文化的元素，大雜交錯卻又和諧的統一……這正恰如高潤喜先生本人，為人處世低調內斂，但內心對藝術個性的追求卻是狂放不羈，這些都在他作品上得到了巨大反差而又奇妙的和諧統一。
高潤喜有幸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現代名家大師重煥藝術青春的時代中，得到了大師們最後的言傳身教，又能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化強烈衝擊所帶來的震撼，在痛定思痛後，他沒有因循守舊走前輩們的老路，而是毅然選擇了“筆墨當隨時代”。事實上，在與高潤喜同時考入中央美院的校友中，李少文、劉大為、楊剛、謝志高、史國良、吳長江……等均是大家輩出燦若星辰，是他們承擔起了中國藝術承前啟後的使命。正是他們在藝術上的探索，為我們展現了中國現代水墨發展方向的各種可能，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歷代大師們最具生命力的精神遺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