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注重師承傳統，同時提倡自成一家。清代沈宗騫《芥舟學畫編》論述學畫的慣例説：“其始也專以臨摹一家為主，其繼也則當遍訪各家”，“初則依門傍戶，後則自立門戶。”松年《頤園論畫》説：“吾輩處世，不可一事有我，惟作書畫，必須處處有我。我者何？獨成一家之謂耳。”

李苦禪先生（1899-1983）是現代中國寫意花鳥畫大家，門下弟子眾多。李苦禪的入室弟子崔瑞鹿，原名崔瑞祿，1944年生於北京，自幼愛好繪畫，16歲起師從李苦禪長達24年（1960-1983）。崔瑞鹿對李苦禪的師承時間既長，用功且深，從人格畫品到筆墨修養，他都一一傳承下來，甚至他的齋號“鹿苑”（印度佛陀初次説法的聖地鹿野苑的略稱）也與“苦禪”（佛教苦行僧，“苦”即佛陀初次説法的“四聖諦”之一）精神一脈相承。李苦禪特別重視人格，並把人格與畫品、筆墨聯繫起來，認為“畫的價值，重在人格”“必先有人格，爾後才有畫格，人無品格，下筆無方”（姜夔論書法説：“人品不高，落墨無法。”）；崔瑞鹿也認為“學畫先學做人”“先學好做人，畫才能正”“筆墨一個點都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來”，他一直把恩師李苦禪奉為人格高尚、畫品超縱的楷模。李苦禪重視讀書，認為“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上進先讀書”，畫家要有書法、詩詞、音樂、哲理等文化修養，畫才能高；崔瑞鹿也認為讀書非常重要，文化修養達到一定的境界，繪畫境界才能昇華，才能有書卷氣。李苦禪重視筆墨，主張書畫相通，認為中國寫意畫“筆筆皆需寫出而非畫出，寫者，以書法筆趣作畫也”“書至畫為高度，畫至書為極則”；崔瑞鹿也認為筆墨非常重要，超過造型，“書到高處就是畫，畫到絕處就是書”。崔瑞鹿不僅亦步亦趨地追隨李苦禪的大家風範，頗得苦老親炙真傳，專精一家，而且轉益多師，遍訪秦仲文、郭味蕖、許麟廬、黃永玉各家，並氾濫徐青藤、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諸家，全面師承中國寫意花鳥畫傳統，終於在苦禪門下自立門戶，自成一家。

在中國文化傳統包括寫意花鳥畫傳統嚴重流失的當下，崔瑞鹿以繼承傳統為使命，強調繼承傳統比所謂創新更為重要，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墨守傳統、不思變革、毫無個性。師承傳統貴在“師其意而不師其跡”（唐志契《繪事微言》）。“倣古正惟貴有我之情在耳。假舍我以求古，不但失我，且失古矣。”（沈宗騫《芥舟學畫編》）現代中國畫大師齊白石自述：“余每作畫，意欲自立門戶，以似古人深為恥。”他告誡弟子：“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苦禪原名李英，是齊白石的得意門生，齊白石稱讚其“眾皆學我手，英也奪我心”。李苦禪也教誨學生：“學人家的法子，畫自己的思想稿子。”崔瑞鹿謹記齊白石的告誡和李苦禪的教誨，堅持“學先人的筆墨，畫我自己的東西”。由於接受的是中國畫傳統的師徒傳授的教育，而不是西式美術院校的教育，崔瑞鹿的寫意花鳥畫創作的顯著特點是筆墨重於造型。他認為中國寫意畫主要不是造型問題而是筆墨問題，造型問題比較簡單，“一個雞蛋加一個棗就是鳥”，而筆墨問題相當深奧，如果沒有精湛的筆墨，造型再準也沒有生命力。筆墨確實是中國寫意畫的精髓。筆墨比造型更帶有生命的痕跡，更能夠表現畫家的個性，更容易形成獨特的風格。中國寫意畫名家之所以能夠“處處有我、獨成一家”，主要是因為處處有我個性化的筆墨。崔瑞鹿堅持“學先人的筆墨，畫我自己的東西”，實際上他經過幾十年寫意花鳥畫學習與創作，並總結出一套完整的寫意花鳥畫技法，已經把先人的筆墨化為自己的筆墨，表現自己的個性，形成自己的風格。正如王昱《東莊論畫》所説：“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李苦禪擅長鷹與荷花，崔瑞鹿也愛畫鷹與荷花，但二者的造型不盡相同，二者的筆墨迥然有別。例如，李苦禪的《山嶽鐘英》畫鷹造型誇張，筆墨鋒芒外露；崔瑞鹿的《荒漠之秋》畫鷹造型寫實，筆墨沉靜內斂。李苦禪的《盛夏圖》畫荷造型疏散，筆墨雄健樸厚；崔瑞鹿的《愛蓮圖》畫荷造型簡潔，筆墨清雅秀逸。這兩種不同的筆墨風格是由兩位畫家不同的個性氣質所決定的。崔瑞鹿的寫意花鳥畫正是師承傳統而不拘一格，以沉靜內斂、清雅秀逸的個性化的筆墨風格，在當代中國寫意花鳥畫壇卓然特立，自成一家。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華書畫家雜誌社總編輯，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