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平祥：忻東旺是當代美術界一個非常重要的畫家。在我的觀念中，中國當代藝術早期代表風格如波普現實主義等等，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其影響力到最近這一兩年正開始自然的解體。在這個結點上來看忻東旺的藝術，就感到他的價值特別的凸顯出來。早期如波普現實主義等等，所用的方式和語言大多是調侃性的也是解構性的，我認為以當時所處的文化轉型時期來説，其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文化最後還是要建立在以新的文化來替代、揚棄、批判舊的問題之上，這個時候來看忻東旺的藝術，
我認為有一種標誌性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標誌性體現在什麼地方呢？在我看來，體現在良知的維度——他以正式的、有説服力、有一定深度的方式進行了表達。當然，也不能説之前的的當代藝術家門就沒有良知，但是在那些藝術中良知是隱含的，而忻東旺藝術中良知是凸顯的。
另一方面，我認為忻東旺當然還有很多其他藝術家的出現，他們的作品標誌著當代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建構的階段，建構新的價值體系，架構新的文化。眾所週知，他的藝術主題是農民工，這是中國的在新世紀以後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無法計算到底有多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進入到陌生的城市空間以後生活會怎樣？他們得到了什麼東西？他們失去了什麼東西？忻東旺用藝術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表達。
他的作品有這麼幾個維度：他對於農民工是一種深刻的同情，是一種發自人性深度的悲憫情懷，與可憐不同，悲憫是帶有批判性的，是悲劇性的。為什麼發展到新世紀以後中國有農民工現象呢？他們在城市裏做了這麼多的創造卻連基本的居住權都得不到法律的認可；他們沒有戶口，還要擔憂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奉獻給城市這麼多的財富和物質卻得不到公正的回報。這都是社會中非常大的問題。忻東旺的作品中帶有巨大的批判性力量，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又是呼籲，只有這樣的藝術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
但是如果認為忻東旺的藝術僅僅停留在揭示這個層面上，那樣想就太簡單了，不夠複雜也不夠深刻，因為他的藝術還有兩個極為深刻的維度。一個維度是魯迅先生在七十年前就提出的國民性批判，農民在我們這個特定的社會時期並沒有得到很多方面的充分尊重與對待，社會對他們從很多方面來講是不公道的，連主流的價值都承認了我們是二元結構。我們的種種教育、福利、交通等等都是傾斜于城市，而對農村卻沒有什麼投入，這就是一種不公道，戲劇性的是這些農民來到了城市。忻東旺的作品中非常深刻的、帶有悲劇色彩的表達了農民的種種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既有歷史性的，也有社會性的，也有文化性的、也有當下性的，造成了農民整體的人格不夠強大，在文化上和社會上等方面都是弱勢群體。
你看忻東旺筆下的那麼多農民，穿的服裝也不得體，臟兮兮的，臉色是茫然的。倘若我們把這些臉色、這些形象作為一種圖像跟清末明初拍的照片比對一下，就會發現七八十年代以後進入了城市的農民和七八十年以前農民的圖像相比完全是一種茫然的、木訥的表情，從圖像學的角度來看是失態的，從深層的總哲學上找原因來看，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自我。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一個完整的人格模型應該是由三個方面組成，一個是本我，説穿了就是動物性的存在，一個是人的自我，一個是人的超我，超我就是神經病。如果這個社會是公道的，文化是發展的，那麼人則是健全的，都是擁有自我的、主體的人。自我是人格的執行者，沒有自我就沒有人格的實現，就沒有人格的完整。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屬於沒有自我的人群，這就要回到魯迅先生那代人所進行的進行國民性批判上面。順著這個思路走下去，我們發現是忻東旺是有獨立思想的，絕對不是憑自己的直覺捕捉到某個形象，或者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的把握。在忻東旺的藝術中，思想維度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他看到了農民的這個普遍沒有自我人格的狀態，並用他深刻的思想自覺的表達出來。無論是忻東旺所具備的思想，或是他直覺的方式，或是他本身的修養，都來自於他本身精神上的覺悟。正因為有思想性，他的作品就有了某種新啟蒙的意義，有良知的人、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有社會擔當的人，無論是現在的人或是我們的後代，通過忻東旺的作品絕對會感覺到中國在90年代時主體人群的一種狀態。
當然如果我們單純説忻東旺是個哲學家或者是個思想家，是不全面的。問題就在於他是個造型藝術家，他是用他的油畫的語言、油畫的手段來表達剛才所説的這些精神內涵。那麼，就一定要談到忻東旺的藝術語言。我記得那年在中國美術館忻東旺展覽的討論會上，我説我通過這個展覽系統的看到了他的作品，既包括代表性作品也包括很多習作，我説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最有力量的資質或者天賦就是感性——一種敏銳、深刻的感性，他能夠把那種通過某種表情、眼神、五官等等最容易被人忽視的、微妙精細的反應捕捉到，並從中了解到人性的層面、人格的層面，其實就是將這個人內在的命運都捕捉到了。一句話，他鎖住了形象。
所以忻東旺為我們中國當代美術史創造了一種新的圖像，一種非常豐富的人群百科全書式的圖像系列，使我們能夠認識很多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文化問題，體現了藝術的認識價值。同時，還包括藝術語言獨特的審美價值，因為藝術尤其是進入當代以後，如果藝術家僅僅達到一般性的好，是不會被人注意的。因為只要是智力正常的話，一般性的好只要上學校刻苦學習幾年，很多人都能夠達到。忻東旺則是做到了獨特性的好，他藝術語言是不可替代的，是別人達不到的。另外，忻東旺的藝術中還有一種民間式的幽默，但這個幽默並沒有改變他的悲憫情懷，也沒有改變他的藝術作品本身具有的深刻的悲劇性，而是給這種悲劇性帶來了另外一種感覺，使我們又回到了魯迅的一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畫的形象為什麼有某種幽默的感覺呢？一個受到巨大壓力的人，或者一個命運悲慘的人，常常要有一種幽默來沖淡他和化解他這種痛苦，否則他將無法承受，所以我們往往能看到社會底層的人都非常具有幽默感，説的那些笑話雖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卻蘊藏著來自民間的智慧。就是通過這兩個層面，使我們看到他是一個非常有民間情懷的人，而他對人物的深刻理解、同情直到悲憫，全都來自於他自身的經驗。
康得認為對一個事物的把握光有觀感的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種精神的感覺把觀感的感覺深化。作為一個視覺藝術家，如果單純是靠眼睛的感覺，可能比別人看得準一些，看得細一些，看得深一些，看得多一點，但是卻達不到靈魂的維度。只有像康得所説的那樣去把視覺的、觀感的感覺跟精神的感覺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好的藝術家。精神的感覺來自於文化、道德、良知、人格等方面的訓練，這些我在忻東旺的作品中看得非常清楚。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忻東旺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多得的一個藝術家正常來看，他起碼還有 20年的旺盛創作年齡，可能會創作出更多的優秀作品、也可能去拓展自己的題材領域並進一步把藝術從語言上、圖像上和思想上深化，但是很可惜。他的早逝是美術界很大的損失，但在藝術史上忻東旺絕對是有著自己的藝術時間，他在中國當代藝術史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記者：您剛才説他的藝術有獨特之處，而且是別人達不到的。關於這一點您能否具體講一下？
鄧平祥：比如説他通過自己的視覺將農民的外在形象包括相貌、肢體語言、五官表情等元素與人物的背景、身世、生存狀態等等聯繫起來並在畫面上有所表現。有的畫家可能能夠把一個農民畫得非常的真實、非常的準確，但我們看不到人物形象背後的東西，
包括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等等。他做到了，這就是他的獨特的地方之一。另一方面，從語言本身來説，他有一種令人驚嘆的感覺能力，藝術對他而言是在感性中表現真理的，一個藝術家的天分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感覺的敏銳性和豐富性，這些忻東旺是有的並且非常突出。更難得的是，他能夠用一種合適的油畫語言，在寫實與表現之間建立了聯繫，超過了一般藝術家的語言表達能力。很多學院出來的人都畫得很到，但是一輩子下來他的語言跟精神都是分離的，即便技術很熟練，但是技術不能跟自己的精神情感和感受能力非常自然的、天衣無縫的結合起來。把語言和情感、精神進行自然結合是件不容易的事，這一點我覺得忻東旺非常的突出。並且他的人物造型比例跟人的正常比例並不是很吻合的，這來自於他的一種非常獨特的變形方式，是一種誇張也是一種強調，既沒有傷及精神也沒有傷及感覺，反而使精神和感覺得以強化。總的來説，我覺得忻東旺創造了一種屬於自己的語言，形成了他藝術上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對藝術家的探討最後都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藝術語言本身。甚至有的美術史家説實際上美術史就是一部語言史，可能説得有點偏激，但通過藝術史我們確實能看到每個時代的代表性畫家都有獨特的語言。忻東旺在當代中國油畫語言系統是獨特的，是不可替代的，並且他藝術語言本身的品質就是很高的。
記者：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