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道柳
從某種意義上説，高潤喜先生是傳統國畫的叛逆者。197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係，有幸師從葉淺予、李苦禪、李可染、賈又福等名家，但在他40年來的作品中甚少見到這些大師們的影子。
相反西方現代繪畫似乎對他産生更大的誘惑。或許是深沉的內蒙古大草原滋養了高潤喜先生深沉內斂的性格，他喜歡大自然的色彩，喜歡厚重的筆觸，喜歡熱烈而深沉的情感和情調。他並不僅僅滿足於中國水墨的表現構成，在美院練就的高超素描技巧，對色彩天生敏銳的感覺以及對造型的熱衷，讓他在業餘時間探索油畫、丙烯以及壁畫更是如魚得水。
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野獸派等來自西方現代藝術的表現觀念。他似乎對馬蒂斯情有獨鍾，但立體主義也往往成為他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他也不排斥來自民間壁畫的技法吸收。因此，在他的現代人物水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充滿張力的線條，誇張變形的造型，以及現代性的觀念構成等，但這些作品的墨色、整體感覺卻又是東方人的思維。
我認為，在他的骨子裏，東方文人士大夫的寫意依舊是他難以割捨的情懷。他雖然對寫實推崇到一個極高的高度，他是一個忠實的寫實主義者，但他又不拘泥于具象。他的作品混雜著各種文化的元素，大雜交錯卻又和諧的統一……這正恰如高潤喜先生本人，為人處世低調內斂，但內心對藝術個性的追求卻是狂放不羈，這些都在他作品上得到了巨大反差而又奇妙的和諧統一。
高潤喜有幸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現代名家大師重煥藝術青春的時代中，得到了大師們最後的言傳身教，又能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化強烈衝擊所帶來的震撼，在痛定思痛後，他沒有因循守舊走前輩們的老路，而是毅然選擇了“筆墨當隨時代”。事實上，在與高潤喜同時考入中央美院的校友中，李少文、劉大為、楊剛、謝志高、史國良、吳長江……等均是大家輩出燦若星辰，是他們承擔起了中國藝術承前啟後的使命。正是他們在藝術上的探索，為我們展現了中國現代水墨發展方向的各種可能，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歷代大師們最具生命力的精神遺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