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是不是他自己的最好的解釋者”，這在宗白華先生翻譯的《西方美術名著選譯》中闡述得很清楚。其實我也一直這樣認為，藝術家有藝術家的事，理論家有理論家的事，這就相當於養殖和屠宰是一個道理。養殖場只負責怎樣把牛要好，至於包裝上市，那是屠宰廠的事！“越俎代庖”那是自尋煩惱的事！但是，在養殖過程中的一些心得和經驗是值得記錄的，也是該進一步研究和完善的。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他也一定是一個善於思考的藝術家。
記得很多年前，我看過兩本書，都是自傳體形式的，一本是描寫梵谷的《渴望生活》，另一本是記述高更的《月亮和六便士》。這是兩個對藝術、對人生理解截然不同的藝術家，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居然在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以梵谷的一隻耳朵為代價，結束了兩人的友誼。他們之間結束了爭吵，但留給後人的爭論還在繼續著。
其實二人從來沒有站在同一角度看待過同樣的問題。一個是以生命自身為基點，以燃燒自身為代價，用心靈體驗生命中的每一個細節，對一棵草、一株樹，他都會傾注全部的激情。而另一個完全是站在生命之外的一個高高的金字塔頂，不停地追問著蒼穹：“我們從哪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去？”伴隨著這些疑問，他的靈魂早已暢遊在久遠的天河之水了。
梵谷在給他弟弟寫的信中，這樣給藝術下過定義，“對藝術，我還不知道有更好的像下面的定義。這定義是：藝術，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裏去，這自然是他解放出來的；這現實、這真理，卻具備著一層藝術家在那裏表達出來的意義，即使他畫的是瓦片、礦石、冰塊或一個橋拱……那寶貴的呈到光明來的珍珠，即人的心靈。（摘自《西方美術名著選譯》）高更在自己的手札裏描述“再回到那幅畫：《我們從哪來？我們是誰？我們向哪去？》我在我死之前把我的全部精力放了進去，（高更此時準備自殺），不加任何的修改地畫著，一個那樣純凈的幻像，以致不完滿的消失掉而生命升了上來。……”（摘自《西方美術名著選譯》）
雖然兩個人都以自殺的方式結束生命，梵谷是燃燒完最後一滴血來闡明自己對藝術、生命、自然的熱愛，以自身為祭品，改變人們對待“神聖”以一貫之的祭奠方式。高更則是完全把生命當作一個載體，以飛蛾撲火的方法完成他“鳳凰涅盤”式的“光明之路”。
我自己有可能算不上我自己作品的最好的解釋者，但這些年來創作每幅作品的辛酸苦辣，大概也只有我最清楚。二十年來，我不知疲倦地畫著田園、農人和大地，不單單是那份不變的鄉村情懷，還有著一份屬於城市的社會關注。我是站在畫家的角度去判斷和思考這些問題，盡我一份對社會、對生命的責任。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大都生活在單一模式之下，單調的生活方式年復一年的重復著，其實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懷有回歸大地、回歸自然的夢想。（節日長假的出行計劃、週末的郊遊……）這使我想起我上學時看過的一本由阿爾及利亞的作家加謬寫的名叫《西西弗的神話》的書，書中講：“荷馬史詩中有這樣關於西西弗的描寫：西西弗重墮地獄。他在地獄裏對那些肆意踐踏人類之愛的行徑十分憤慨，他獲得了普洛托（羅馬神話中的冥王）的允諾，重返人間，以懲罰他的妻子。但當他又一次看到這大地的面貌，重新領略流水、陽光的撫愛、重新觸摸那火熱的石頭、寬闊的大海的時候，他就再也不願回到陰森的地獄中去了。冥王的召令、氣憤和警告都無濟於事，……面對起伏的山巒、奔騰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諸神重又把他投入到地獄，處罰他不停地把一塊石頭推上山頂，而石頭由於自身的重量又滾下山去。諸神認為在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而這位“荒謬”的英雄，卻始終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微笑著面對這一切，因為他“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激情。……”“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
現實生活中，“經濟至上”給人們造成的單一生活模式，已無異於這位“荒謬英雄”所得到的“巨石懲罰”。希望我能用蘸滿純色的畫筆，所畫出的“撒滿陽光的畫作”喚醒那些身心疲憊的人群，給更多的人一個回望大地的空間。
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著詩意的民族，面對著祖國的秀色山川，只要你胸懷錦繡，都會因多嬌的江山而詩意盎然，口中唸唸而有詞，哪分什麼“意志”與“閒情”。有蘇軾酒足之後“大江東去浪淘盡”的豪邁，也有幹隆爺飯飽後“夕陽芳草見遊豬”的閒暇……許多年來，我懷著對祖國山河既有詩情又有畫意的激情，幾乎走遍了中國，但最讓我感動的還是生養我的北中國這塊土地，不論是行駛在太行的盤山路上，還是坐在遼沉戰役主戰場的山丘上……我都在用美學的眼光去觀察她，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她。每一次走進田野、攀上山崗，對我都意味著發自內心的感動。就讓這每一份感動都化作一片片燦爛的顏色，潑撒在畫中，潑撒在我深愛著的北方大地上。這讓我想起了詩人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在此感謝葉黎成先生及太太多年的厚愛，感謝張敏裕小姐的知遇之情，感謝柯老、艾軒先生、宋曉霞女士、煥青兄、子康兄及所有支援和信任我的朋友們！
佔山2004年于綠雅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