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下來要討論的是， 19世紀後半葉證據和照片的掛鉤，與觀察和記錄的新體制和新實踐的出現之間的關聯性。也就是説，在其時的工業化社會中，對於國家和地方政權的重構以及規訓體制系統的發展——警察局、監獄、精神病院、醫院、公共衛生部門、學校、現代工廠系統等，新的表徵和調控技巧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些新的監控和記錄技巧，雖然藏匿于這些體制系統內，但它們利用各種新的方式，直接作用於社會機體。在社會巨變的轉型期，它們促使社會管理進入前所未有的融合和擴張階段，發展出新的統治策略，甚至早于1880年代阿爾芬斯·波提恩提出的刑事檔案系統。

同時，工具性攝影的興起及其正式認可，恰逢更為普遍的傳播的社會轉型以及相關的思考、表徵、行動的方式轉型。在整個19世紀，新的控制和規訓體制機構的發展，與新的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科學——犯罪學、精神病學、比較解剖學、微生物理論、公共衛生等新興科學——的形成，以及相應的各種新的職業化趨勢密切關聯。它們把身體和環境作為研究領域，即它們的專業領域，由此把社會重新定義為技術干預的對象。在深層意義上，這兩種發展密不可分。正如福柯的研究所揭示的，新知識的生産釋放出新的權力效果，而新的權力運作又生産出有關轉型中的社會機體的新知識。權力和意義由此建立起互惠關係，這可用兩個概念——權力政體（the regime of power）和意義政體(the regime of sense)來描述。照片證據所屬的政體，是以管理和話語的複雜重構過程為特徵的，它取決於生産和佔有的權力及優勢與生成意義的負擔之間的社會分化。在權力和意義的歷史轉變語境中，照片記錄和證據開始露出雛形。這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為照片作為證據和記錄的地位（就像它作為藝術的地位）必須通過生産和協商而確立起來。

然而，有必要重申，僅僅在檔案實踐和新的身體話語的語境裏，是無法恰當地理解攝影的地位的。首先，把19世紀晚期的身體話語和社會環境話語分離開來，確實存在危險。因為身體話語是對社會環境話語的補充而非取代。的確，正如下面討論的庫瑞山（Quarry Hill）影集所示，對照片證據的描述定位，必須跨越這兩個領域。其次，對攝影的地位變化的描述和探討，必須通過法庭、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政府的質詢、委託人的報告以及立法機構的辯論進行。因為在立法機構，證據和證明的決定因素才能得到界定和重新界定。這意味著，需要調查立法和司法實踐。因為它們在警局、監獄、刑法中，規定了何時何地需要製作照片證據以及照片作為證據起作用的條件。這也意味著，正如我在第4章裏所提出的，當照片在法庭第二次出現時，它被看作版權法的對象，而不是刑法的工具。因為版權法規定了創造性特徵，對攝影生産的分化和分層極為有利。自19世紀晚期，攝影開始分出業餘的和專業的、工具性的和藝術的等不同領域。

在這兩種狀況下，無論把照片作為工具還是法律實踐的對象，我們都要全面討論英、法、美等國的重要差異。我們的態度雖然要謹慎，但也要敢於提出一些其他意見，描述那些把福柯的全景敞視隱喻以及新的權力/知識技術概念用於攝影領域的嘗試。首先，變化的年表在福柯那裏是不清晰的，因此無法用來標示表徵的政治軸最後的單向反轉或標示某種確定的時間分期。國家的差異和不一致也無法得到抑制。例如，如果説隨著波蒂恩的“指示性”（signaletic）識別卡系統的引入，法國于1880年代進入了警務攝影的合理化時期，但是這並沒有輕而易舉地和其他領域的發展達成一致。英國的地方警察自1860年代就開始使用攝影，雖然《1870年法案》要求郡和市鎮各級監獄拍下定罪的罪犯照片，但是這些照片檔案用於偵查的價值仍然受到質疑。 1873年，一份總結了郡和市鎮各級監獄的回復的議會報告表明，遵照《1870年法案》，到1872年12月31日，英格蘭和威爾士攝製了43634張這類照片，但其中只有156張在偵查時是有用的。這和2 948英鎊18先令3便士的總費用構成鮮明對比。因此，英國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員一樣，直到1901年才有了自己的攝影專家，而且是在有了愛德華·亨利爵士的指紋系統而非波蒂恩的人體測量系統之後。即便如此，可接受的檔案照片的格式到1930年代晚期依舊存在爭議。

其次，對福柯的某些誇張解讀——本書收錄的文章也未能免俗——面對有關社會控制的陳舊議題時，它們一方面忽視了統治階級生活中世俗的物質限度，過分強調他們的控制權；另一方面死守著那些雖挫敗但又是革命的階級觀念。正如史學家加雷特·斯蒂德曼·瓊斯所堅持認為的，英國的邊沁派和福音派在用自己的形象塑造工人階級時，與激進派和憲章運動一樣不成功。自1850年代開始，工人階級文化逐漸確立起來，既保守又極具防禦性，對於那些試圖決定其品格和方向的外來力量密不透風。然而，如果把這作為以下某些觀點的部分糾正，那麼論點就變得清晰有力了：攝影記錄以及巴特所認為的照片的“證據力”的出現，與新的話語和體制形式有關。這些話語和體制既服從但也利用權力的現實效果，堪稱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幾乎被“紀實傳統”持續不變的觀念所抹殺，後者把照片證據的地位看作中立的和既定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