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具有明確異教特徵的作品是少數，要以君士坦丁最初的米蘭敕令為開端來討論這一時期，情況尤其如此。這一時期的絕大部分藝術品是為基督教主顧製作的，其外部標記已明確顯示出它們的用途。那麼，所有這些基督教藝術品都屬於一個未研究的領域？它們還沒有一個無可挑剔的名稱：早期基督教藝術？而且，至今還沒有一部有關這個領域的大型文獻問世？
　　事實上，早期基督教藝術作品不僅大量發表（儘管是不完整的，全然缺乏應有的精確性），也有若干歷史論文以此為主題。舉出這些書中的任何一本，就可以看到下述對早期基督教藝術本質這一問題的回答：早期基督教藝術與古代異教時期的藝術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去除了表面的、令人不悅的異教符號。很自然，研究早期基督教藝術的歷史學家沒有意識到有必要解釋古代晚期異教藝術的內在本質。因此，我們不得不求助於古代異教世界的歷史學家，但正如我們已提到的那樣，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們有關這一發展結束階段的任何東西。
　　所以，近幾十年來對早期基督教藝術所作的大量研究，的確不是美術史家而是古物學家所做的。這不應理解為是對傳統學術研究方法及其代表人物的批評，因為他們不但已成功地對一部真正的美術史作出了基本評價，而且過去三十年間所有學術思潮都趨向於古物主義。
　　在這一代人中，史學領域的學術特色是偏愛二級學科，在美術史領域（古代與現代美術史）出現的對圖像志情有獨鍾和過高估計的情況便是明證。毫無疑問，如果不能確定一件藝術品的內容及含義，那麼對它的評價就會從根本上削弱。在上個世紀中葉前後這些空白點就為人們所察覺，只有通過對文獻資料的仔細爬梳才能加以填補，而這些文獻在本質上與美術無關。這導致浩如煙海的研究著作的出版，而過去30年我們的美術史寫作在這當中已耗盡了精力。因此無人會否認，應為將來的美術史大廈奠定一個必不可少的堅實基礎：也沒有人能否認，圖像志只是提供了厚實的基礎，而這座大廈的建成之功業，則非美術史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