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刊本《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的成書

《禮部韻略》，皮紙印造，紙質較粗，未搗碎的黃色桑或褚樹外皮依稀可見       宋初科考，不但試經，且試詩賦。舉子科場寫詩作賦，既要牢記字韻，又不能犯諱，這就催生了韻書的纂修。真宗“景德四年 (1007)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例頒行。祥符元年(1008)六月五日改為((大宋重修廣韻》”(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五((藝文》)。奉較依據隋朝陸法言等《切韻》而重修為《廣韻》者，為陳彭年、丘雍等。收字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在《廣韻》修纂的同時，又由丘雍“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王堯臣《崇文總目輯釋》卷一)，從而又成《韻略》五卷，收字九千多個。因為書成于真宗景德四年，故又稱《景德韻略》。此為宋代第一部《韻略》。“其日略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略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禮部韻略》解)。

三十年後，即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鄭戩又建言:‘彭年、雍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直講賈昌朝、王沫同修定，知制浩丁度、李淑典領。”並指示“所撰集務從該廣。凡字訓悉本許慎《説文》，慎所不載，則引他書為解。凡古文見經史諸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否”。於是又修成新的韻書，收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詔名日《集韻》(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五((藝文》)。而在纂修《集韻》的同時，“昌朝又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同上)。宋李熹《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O亦載:“初，崇政殿説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疊出字，皆于本字下解注之。”這就是説，在《集韻》修纂的同時，因為賈昌朝的建議，由丁度、賈昌朝等又纂修了《集韻》的《韻略》，名曰《禮部韻略》。為什麼丘雍等修《廣韻》時所同修的《韻略》，只稱《韻略》，而修《集韻》時所同修的《韻略》又稱為《禮部韻略》?蓋因科舉考試自唐代以來向由禮部主管，且自韻略産生時候起，就直接為禮部科試之用，因將之直稱為《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修成行用二十四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至元豐八年(1085)間，王安石為相，主持變法，明令科舉考試取消詩賦，改試經義、策論，《禮部韻略》遂被廢置。元佑元年(1086)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起用舊黨，又改變科舉法，進士考試除經義外，仍試詩賦，又不得不起用廢置十四年之久的《禮部韻略》。然“舉人初習聲律，動多疑慮。加以經傳音釋與《禮部韻》間有不同，傳襲又多訛謬，故字有合用而私相傳為當避者……，舉人不敢用，主司不敢取”(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十九)，因于元佑五年(1090)詔太學博士孫愕進行增補。然好景不長，三年後的元佑八年 (1093)九月，太皇太后駕崩，哲宗親政，又著手改革，恢復神宗舊制，科考再罷詩賦，專考經義、策論。經孫愕增補的《禮部韻略》再度被廢置。徽宗即位，採納蔡京建議，取消科舉，推行三舍選考法。甚至認為作詩有害經術，稱詩為口號。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曰:“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建言詩為元佑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低黃魯直、張文潛、晃無咎、秦少遊等，請為科禁。”並嚴令“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這一系列的政治變革，不斷衝擊《禮部韻略》的行用，造成一廢再廢。欽宗靖康元年(1126)，雖恢復了詩賦科考的內容，但翌年金人便攻破開封汁梁，徽、欽二帝被擄，北宋宣告滅亡。可知《禮部韻略》自其成書時候起，先後行用不到三十年，這就為我們考察此書的版刻，劃定了可資稽考的歷史時空。

新發現《禮部韻略》的版刻特徵

江西所見《禮部韻略》，卷首前幾葉皺摺嚴重，下半部分殘缺;皮紙印造，紙質較粗，未搗碎的黃色桑或褚樹外皮依稀可見，橫向羅紋寬粗;字體古樸，刀法古拙，墨色烏黑而不瑩；每半葉十行，行大小字數不等，左右雙邊;版口狹窄，未形成定式，與所見山西應縣木塔所出遼刻某些書近似，與所見南宋刻本書迥異。無藏書印鑒。

新發現《禮部韻略》的印紙，明顯的是皮紙，但質地較為粗糙，橫向羅紋既寬且粗，搗漿時未搗碎的黃色桑或褚樹外皮，多殘存在紙面。宋代，特別是南宋刻書用紙多為皮紙，但多數纖維搗得較碎，紙面殘存未搗碎外皮者較少。從印紙上看，此書可能刊印校早。新發現《禮部韻略》的字體古樸，鐫工刀法古拙，不如南宋刻書那樣字體雋秀，刀法嫺熟。墨色亦不如南宋刻書瑩潔青純，頗顯早期刻書的古樸風貌。

最具特色的是該書的版口，或稱書口。所見南宋刻書，其書口較寬，大致與版中行字寬窄接近，有單魚尾，有雙魚尾，上魚尾至上邊欄一段，或稱象鼻，多用以鐫刻本版大小字數，下魚尾至下邊欄一段，多用以鐫刊刻工姓名。此書版口極其狹窄，且不甚規範。有的什麼標識也沒有，只在書口偏上地方留一墨釘(或稱黑蓋子)，其上鐫陰紋白字“平聲上”，或“平上”字樣;有的則無墨釘黑蓋，直接在相應處鐫陽紋“平聲上”或“平上”字樣;有的在“平聲上”或“平上”之上方鐫一道墨線，直至上邊欄，有的不鐫;有的在“平聲上”或“平上”之上方鐫刻不太成形的墨色魚尾，有的又不鐫。書口偏下方，有的在墨丁黑蓋之上鐫刻陰紋白字，標識葉碼，有的無墨釘黑蓋，在相應之處直鐫葉碼;有的在聲標上方，直到上邊欄居中鐫一道墨線，在下方葉碼之下，直到下邊欄居中鐫一道墨線，有的又不鐫。顯現出極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反映出來的當是雕版印書初興時期的不成熟，不定型，意味著此書可能開板較早。然由於缺乏同是北宋刻印之書的實物比對和見證，難以逮斷它就是北宋前期刻本。

1974年7月，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等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自上而下地檢修應縣木塔各層塑像的破損狀況，從四層佛像腹內發現了一批遼代刻印、書寫的佛經和世俗之書，其中《蒙求》一書的版口與新發現的《禮部韻略》極為近似。據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共同主編、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應縣木塔遼代秘藏》記載，《蒙求》三卷，唐李翰撰，框高20.4釐米，寬25.8釐米。每葉二十行，行十六字，左右雙邊。現存七葉半，卷後“音義”存八行。據諱字，審定為遼興宗重熙後刊本。蝴蝶裝。該書版口或稱為書口，也是極窄極簡，有的鐫注葉碼，有的不鐫;有的版口中間鐫刻一道通上到下的墨線，有的則不鐫，亦暴露出極大的隨意性和不定性。遼道宗鹹雍六年(1069)後燕臺大憫忠寺刊印的《新雕諸雜讚》，框高23.3釐米，寬30.5釐米。每葉二十行，行字不等，四週雙邊。蝴蝶裝。第一行鐫題“燕臺大憫忠寺住院內新雕諸雜讚隨名各列如後”，表明此讚刻于大憫忠寺。憫忠寺，即今北京法原寺的前身，始建於唐朝。該書版口或稱為書口雖已較寬，但也只是書口偏上鐫刻一道橫線，偏下方同樣鐫刻一道橫線，而在上橫線至上邊欄，下橫線至下邊欄，各鐫一道縱向墨線，蓋為折葉時取作標準。眾所週知，遼代立國要早于北宋，但漢文化遠不如中原高，尤其是刻書，多吸取北宋技術，故其書口版式，乃至裝幀，多倣北宋。它的版口形式，多能反映北宋刻書的面貌，因而可以用來反證《禮部韻略》很有可能也刻在相應時期。與日本真福寺藏本的異同

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二著錄尾張真福寺藏有北宋刊本《禮部韻略》，並謂“此本比之紹興增修本，體式迥異，惜殘缺不完”。嚴紹量《日本漢籍善本書錄》經部小學類著錄了此書，定為北宋哲宗年間(1086一1100)刊本。該書每半葉十一行至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鐫平(上、去、人)聲上(或下)。韻目標字陰刻。下象鼻處有刻工姓名。存卷一、三、五三卷，凡六十一葉。全書卷末附景佑四年(1037)《禮部條制》、宋元佑五年庚午 (l000)《禮部續降韻略條例》、《貢院條制名諱》。卷中“玄”至“項”等九十余字皆缺筆避諱，惟宋哲宗名“煦”，下注“禦名”。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諱”字條謂:“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為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為‘禦名’;若先朝帝名，則改名為諱，是為廟諱也。”真福寺藏本《禮部韻略》既在“煦”字之下標注“今上禦名”，則其初版付梓必在哲宗趙煦一朝。吉林大學文學院李子君教授《日藏宋本禮部韻略刊印時間及版本問題》(《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根據本書所附《元裕庚午禮部續降韻略條例》收有哲宗元佑五年七月十日救碟全文，內載此年孫愕上表乞增韻字，推定《禮部韻略》之初刻當在此年之後。又據該書後附《貢院條制名諱》，規定高魯王高遵甫之名，也在回避之列(高遵甫，乃神宗生母、哲宗祖母、哲宗即位時太皇太后高氏的父親，父以女貴，高氏一垂簾，加贈陳王，詔避其名諱)。至哲宗紹聖元年(1094)二月己酉葬完宣仁聖烈皇后之後，于甲子日才“詔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罷避高遵甫諱”(《宋史•哲宗本紀二》)。又證明其書之初刻當在罷避高遵甫名諱之前。早不會早于元佑五年(1090)七月之前，晚不會晚于紹聖元年 (1094)高遵甫被免諱之後，中間只有四年的間隔。我們費這麼多筆墨闡述日藏《禮部韻略》初刻的歷史時段，目的不是為日本真福藏本《禮部韻略》考定出版刻的結論，而是為闡述江西新發現《禮部韻略》與之不同鋪平道路。

首先，真福寺藏本為每半葉十一行至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心鐫平(上、去、人)聲上(或下)。韻目標字陰刻。下象鼻處有刻工姓名。而新發現本每半葉均為十行;碟文之後附屬內容逸去;書口狀況亦不完全相同;刻工亦不相同，充分説明兩者絕非相同版本。

其次，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五《藝文》“景德新定《韻略》”條載:“先以舉人用韻多異，詔殿中承丘雍重定《切韻》。陳彭年言省試未有條格，命晃迥、崔遵度等評定，刻于《韻略》之末。”又載景德“四年六月，詳定諸州發解條例，附於《韻略》”。可知《景德韻略》碟文之後亦有附錄內容，但所附內容與景佑《禮部韻略》絕然不同。至若景佑《禮部韻略》碟文之後所附內容究竟為何，因已逸去，無從稽考，但從其前的《景德韻略》，元佑五年經孫愕增補韻字之後的《禮部韻略》看，可以肯定它也一定在碟文之後附有內容，只是不知其究竟附錄了什麼內容。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元佑五年《禮部續降韻略條例》，新發現本是絕對不會有的;《禮部條制名諱》即便有，但所諱之字也絕不會完全相同。原因是這兩部《禮部韻略》行用的歷史背景不同、行用的歷史時段不同、有無增補韻字不同。故日本真福寺藏本與江西新發現本絕非相同版本。

再次，真福寺藏本《貢院條制名諱》所公佈的諱字，已至“響、拘、峋、響、胸、酗、敏”等字，表明宋神宗趙頂的嫌名之諱已經回避。按照《演繁露》“若先朝帝名，則改名為諱”的説法，初刻此書時趙頂乃成為已桃之諱，故該書之刻一定在神宗駕崩之後。而新發現之《禮部韻略》，雖無《貢院條制名諱》可參考，但去聲第四中出現的“峋、酗、峋”等字均不缺筆避諱，證明此本之刻當未屆神宗之時。更有甚者，人聲第五中竟出現了神宗的禦名“項”字，亦不行回避，進一步證明此書之刻，絕不可能在神宗龍飛之後。從神宗前推一位皇帝是英宗趙曙。據日本真福寺所藏《禮部韻略•貢院條制名諱》所公佈的趙曙嫌名之諱有“擰、澎、抒、抒、薯、署、豎、樹、墅”等字，而江西新發現本均不避諱，説明新發現本《禮部韻略》之初刻連英宗一朝也未到。果如此，則新發現本很有可能就刻在仁宗一朝。然平聲上“真”韻中未收與仁宗趙禎禦名相關的字，無從肯定其是否回避趙禎及其嫌名之諱，因而也就無從肯定他就刻在仁宗一朝。日本真福寺藏本《貢院條制名諱》規定，仁宗趙禎嫌名之諱遇“微”要缺筆避諱，但又小字註明“角微不諱”，即是説若遇“宮、商、角、微、羽”五音時，“微”字讀“止”音，與“禎”字讀音毫無干連，故不行避諱。新發現《禮部韻略》上聲六“止”韻中的“微”字之下小字注曰:“展思切，宮音所生”。意謂此處“微”讀“止”音，由“宮所生”，故不避，透露出一些回避仁宗嫌名之諱的資訊。上述雖已能反映江西新發現《禮部韻略》的版刻不同於真福寺本，並有可能要早于真福寺藏本，但這還只是可能，最終是否如此，尚須進一步加以考證。新發現《禮部韻略》的版本

江西所見《禮部韻略》，書主嘗請當地有關人員看過，在去贛之前他們就在電話中説是北宋刻本，並且説是北宋國子監刻本，理由是此書卷尾有《中書門下碟刊修廣韻所》碟文，碟文中稱“上件《禮部韻略》，並刪定附韻條制，謹先寫錄進呈。如可施行，慾望卻降付刊修所鏤板訖，送國子監印造頒行。”這紙碟文，乃仁宗景佑間刊修《廣韻》以成《集韻》時的碟文。而在修《集韻》的同時又重修《韻略》以成《禮部韻略》。當兩書告成之日，自然要由主修之人丁度等上表進呈，提出刻印頒發之請。《宋史》卷一六五((職官五》載淳化五年(994)判國子監李志嘗言:“國子監舊有印書錢物所，名為近俗，乞改為國子監書庫官。”朝廷採納李志意見，“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育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因知北宋國子監確有專門的刻書印書機構。然上述碟文是否就能證明此書就是當時國子監刻印的官版呢?恐怕還不能輕率就下這樣的結論。原因是蝶文所復述者，乃丁度等進書表中的請示語，尚不是刻印的結論。前述日本真福寺所藏《禮部韻略》，楊守敬、宿白等前輩就都曾推斷為北宋官版，甚至有人説是北宋注京官版，但李子君先生《日藏宋本禮部韻略刊印時間及版本問題》一文，在將真福寺藏板與《集韻》、《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押韻釋疑》、《紫雲先生增修校正禮部韻略釋疑》等相關韻書認真勘比後，認為日藏《禮部韻略》在失收韻字、錯訛或以俗字代正體、誤刻反切、刪減監注、誤圈墨圍、誤刻脫漏禦諱嫌名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乃北宋官刻書不應有的現象，因此推定此書乃是元佑五年至八年(109硯)一1093)坊間的翻刻本。聲韻方面，我不是行家，無法以李子君先生的態度和方法，來比勘江西所見本《禮部韻略》，不過我相信若經李子君先生經眼並校勘，其失誤差訛之處恐亦不比日藏本少。

前邊我們在揭示新發現《禮部韻略》版刻特徵時，從版式、書口、字體、刀法、印紙、墨色諸方面作了大體描述。這些描述，既説明它刻印不會很晚，也説明它絕非北宋官刊。説它刻印不會很晚，既有其本身風格特點方面的見證，也有與山西應縣木塔所出遼版書進行對比之後的聯想，如遼刻《蒙求》一書，據其諱字，就被定為遼興宗重熙以後刊本。重熙乃遼興宗耶律宗真的年號，從西元1032年行用至1055年，凡二十四年。這個時段對應的正是北宋仁宗天聖十年至至和二年。遼興宗重熙以後，是遼道宗耶律洪基，帝柞較長，但至其駕崩，也只是北宋徽宗即皇位之年，所以遼刻諸書確能反過來驗證北宋刻書的版式風貌。因此，我們有理由判定江西新發現之《禮部韻略》當是北宋刻本，但絕非初刻官版。至於説它絕非北宋國子監官刻，不但其版式、書口、字體、刀法、印紙、墨色等直接告訴人們它非官刻，某些歷史背景也能幫助我們判定它是否為北宋官刻。北宋官刻之書，不僅如李子君教授所講的校勘精審，刻印亦相當考究。原因是官刻可以舉國家之力，甚至下杭州鏤板，以求書品上乘。眾所週知，雕版印書技術發展到北宋仁宗時，不但已經很普遍，刻印技術也已相當成熟。惟其已經相當普遍與成熟，它自身固有的優缺點才得以充分顯現，於是才有在它充分發揮優勢的同時，布衣畢昇發明泥活字印書法，藉以克服一種書雕一套版、一套版只能印一種書的高工本的雕版印刷缺陷。在這樣的雕印技術氛圍中，説新發現本《禮部韻略》是北宋國子監官刻，其根據顯得十分脆弱。且以日藏《禮部韻略》為例，其字體刀法要比新發現本娟秀得多，刀法要剔透得多，尚且被推斷為民間翻刻，何況此書！

江西新發現《禮部韻略》基本可以肯定是民間坊肆翻刻，但翻刻的時段尚需進一步研究。從諱字上看，該書遇“弦、炫、舷、蛀”等字，右半“玄”字缺末筆;“亂”字右半“弘”字缺末筆;“集”字上半“敬”字缺末筆;“搬”字右半“殷”字缺末筆;“嘔”右半“恒”字缺末筆，説明其對趙宋遠祖及祖諱是回避的，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隨”字右半“恒”字缺末筆，回避的顯然是宋真宗趙恒的已祧之諱，説明此書之刻可能在仁宗一朝或稍後。而仁宗趙禎禦名本書未曾遇到，因而也就未見“禎”字之下標注“今上禦名”。至若仁宗之後的英宗趙曙、神宗趙頂、哲宗趙煦、徽宗趙估、欽宗趙桓之禦名和嫌名，則均不予回避，説明此書之刻不會晚于北宋。南宋高宗趙構、孝宗趙杳、光宗趙停、寧宗趙擴諸帝的禦名和嫌名更不予回避，説明此書之刻根本不會晚到南宋。然作為《集韻》的韻略—《禮部韻略》，就修在仁宗景佑四年(1037)，至哲宗元佑五年(1000)才又詔太學博士孫愕進行增補，而此本無增補跡象，表明其翻雕的底本絕不是孫氏增補後的版本，而是增補前的版本。前到什麼時候，大概應該在仁宗景佑四年(ro37)以後，英宗治平元年(1064)以前這個歷史時段。若是元佑五年孫愕增補之後，再翻刊增補前的《禮部韻略》，就已失去舉子實用價值，書會沒人購買的，所以其翻刻當在元佑五年之前。

前邊説過了，《韻略》是應舉子科考詩賦而産生的工具書，這類書收字歸韻一定要準確，避諱之字不能含混其詞，否則就會貽誤考生，不利國家摧選人才，所以刊版不容輕慢。即或是民間坊肆翻刊，也不敢在這兩點上掉以輕心。王棣《燕翼貽謀錄》卷一載:“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鬧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帶人，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宋程大昌《續演繁露》卷二也説“舉子前此許挾書，至樣符止許帶《禮部韻》”。因知在北宋科場制度漸嚴的情況下，仍許舉子挾帶《禮部韻略》入場，以備一時記不清是否出韻、是否犯諱而檢正。所以這類書，舉子們幾乎人手一部，相當今日的工具書，用量比較大。用量一大，官刻供不應求，便給書坊留下藉以營利的空間，於是爭相翻刻。但不論怎麼為營利，對該諱之字當不敢稀鬆，稀鬆了，不光害了舉子，反過來，舉子不信任，書賣不出去，最終也害了坊肆自己。江西發現之《禮部韻略》許多未諱之字，恐不是鐫刻時的輕率與粗疏，而是未屆該諱之時，因此該書的諱字狀況，應該可以作為我們判斷其版刻時段的依據。

（文：李致忠 圖：匡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