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嘉德香港首拍現場 未來，在內地 據説，被尊為“蘇富比辦事處之父”的帕克•博涅特在他的辦公室的地球儀上，相續劃出數個星羅棋佈的“藍圈”之後，最終香港被勾注了“紅圈”。但是他相中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其背後更大的市場：“亞洲市場，特別是‘紅色中國’將隱藏著一切契機和可能……”由此可見作為全球的拍賣巨頭，內地一直都在蘇富比的戰略範圍。因此蘇富比搶在嘉德香港開拍前，在2012年9月27日傍晚于北京敲下了象徵性的一槌。這是蘇富比進入內地的第一槌。也是歌華保稅區與國際拍賣企業首次聯姻成功的標誌。 “聯姻”，這是蘇富比搶灘亞洲的一貫策略。蘇富比在1969年就嘗試進入亞洲，當時蘇富比選擇日本東京作為亞洲市場的首發地，並舉辦了一場藝術品拍賣會，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作為一家西方的拍賣公司，要想在日本東京佔據市場份額，並以此為契機逐步佔領整個亞洲市場，自然是難上加難。所以1973年，蘇富比的創始人之一朱湯生看準了正在蓬勃發展，商機潛力無限的香港，決定在此開設辦事處，並著手準備舉辦中國藝術品拍賣會。而在連卡佛的何鄧菊建議和幫助下，確定1973年在香港舉辦首屆拍賣會。這與現今蘇富比與歌華合作，成立蘇富比(北京)以進入內地市場的策略非常相似。 一直以來，在國內藝術界都認為，國外拍賣企業是不能進入中國市場的。但是歌華美術的總經理王昱東卻表示，其實國際拍賣公司進入中國並沒有法律障礙，是允許的。歌華保稅區就是“免證、免稅、保稅”。免證免的是進出口許可證。免稅包括交易稅、增值稅、消費稅。保稅是指保留關稅，但不是免關稅，而是不收不徵，如果離開保稅區出國了那就不徵了，因為到岸國進行徵收；如果通過保稅區海關進入中國境內就按照中國海關納稅。所以叫保稅，稅收在保留狀態，這是保稅的核心。而且雖然保稅區最終建設需要在2015年才能正式完成，而蘇富比的首拍及接下來的2013春拍都在中華世紀壇舉行，也不會影響到其享受到保稅區企業的待遇。 國際拍賣企業進入內地市場，蘇富比不是第一家。佳士得與永樂的合作早于2005年就開始了。北京永樂是目前佳士得在內地授予商標使用權的企業，此一授權主要意味著對永樂經營規劃提供協助或在相關業務上給予技術支援，但除此之外也並不存在任何合作關係。對此，北京永樂拍賣總經理董軍有一套形象的解釋：永樂就好比永樂董事會的一個孩子，請佳士得當“家教”，付給後者學費(也就是商標使用費)，條件是不要把永樂教育成“鄰居家的孩子”，而要和佳士得一樣優秀。 但是實際上永樂幾乎克隆了佳士得的全套管理模式和經營理念，例如在與客戶簽署的各項單據非常詳細，甚至到了複雜的地步。此外永樂還有一套特有的拍品管理系統，比如一件拍品從徵集入庫到上拍會有兩個編號，最開始是stock number。一次拍賣如果有500件拍品來自80個藏家，每個藏家對應有自己的一組編號，每組編號中又有著每件拍品的序號。在拍賣前，永樂會將這些stock number,轉換成公眾所熟知的Loft number(圖錄號)，在這個過程中，即便一些拍品由於各種原因撤拍，永樂都能根據兩組編號查到這些拍品在不同時間段的屬性。因此儘管永樂年成交額徘徊在兩三億元，對北京拍賣業的影響不算太大。不過拍賣回款率在八成以上，在買家常常拍而不付的內地市場顯得很搶眼。 這也是佳士得進駐內地市場前做的長期準備。蘇富比與佳士得從稅法突破及市場規範兩個不同的方向，慢慢地改變內地拍賣市場的面貌。只是如今在內地經營的拍賣企業必須註冊資金達到1000萬元，並且成立三年後，才可能取得文物藝術品的一級拍賣資質。在此期間，蘇富比只能拍賣當代藝術、紅酒、國外藝術品和工藝品等，不可能涉足古代書畫、瓷器古董等。更重要的是，根據相關法規，內地不允許以中外合資、合作或外商獨資的形式成立文物拍賣公司。 不過對此，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卻表現得十分樂觀：“這就像上個世紀80年代，國外的高級品牌是不能到國內搞百貨公司的，但是現在呢？連卡佛早就開到了許多一線城市。所以，我還是充滿信心的，我們先進去的話，以後哪天規則一改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內進行調整，會通暢很多，也會比對手領先幾步。” “中國式拍賣”在香港 如果説蘇富比、佳士得在內地的舉步維艱更多是因為政策影響，那幺嘉德、保利的香港之路的最大障礙可以説是週邊不同的經濟環境狀態。1997年4月，嘉德香港辦事處正式成立。但是由於同年金融風暴的影響，讓嘉德不得不放棄首次登陸香港拍賣的機會。而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嘉德香港巡展也再次擱淺。最終，在嘉德中國成立19週年之際，嘉德香港成功舉行了首拍。 嘉德的拍賣現場的確是較蘇富比的熱鬧，但從現場觀察可見，不少人是以“捧場”為主。這可以説是“中國式拍賣”的特色。如同參與了這次拍賣的業內人士所説：“嘉德香港首次拍賣，雖然沒有閃亮明星拍品晃瞎人眼，客人卻是大腕雲集。不管跟蘇富比，是誰借了誰的東風，反正草船上插滿了滿載而歸的箭。風風光光地給市場打了適時的強心針。”董國強認為對於香港來説，“捧場”這個詞很生疏，而對於內地人來講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舉動。像是董國強本人不僅是哪家拍賣行的拍賣都會捧場，還會介紹他的朋友去買。因此也可以理解為什幺大部分的內地藏家都扎堆嘉德香港首拍而放棄看蘇富比的夜場。 為了減少流拍的出現，嘉德香港的兩場拍賣的估價都較低，而且嘉德香港的拍賣師在叫每一口價的時候都“適當”地拖長時間，一件拍品的時間都在一至兩分鐘之上，也讓這場拍賣的時間變得十分地冗長。當拍品成交價超過一百萬，全場的買家還會鼓掌。這在蘇富比和佳士得的拍賣現場是比較少見的。 書畫收藏家朱紹良在對比嘉德與蘇富比的中國書畫圖錄及拍賣數據後認為，嘉德的手續費是15%,較蘇富比20%具有明顯優勢。因此即使蘇富比以中國書畫4.14億超過嘉德3.5億，如以扣除手續費計算，只比嘉德多4000萬，而且拍品數量超出嘉德近40件，實際上是打個平手。佣金低，似乎也是內地拍賣公司攻打香港市場時的另一必要手段。保利日前在公佈在11月23日在香港的首拍細節上，15%的佣金成為被香港媒體宣傳的重點之一。目前國內拍賣企業一般向買賣雙方收取的佣金比例是落槌價的10%—15%。而蘇富比與佳士得如今20%的佣金構成也非“空穴來風”。 20世紀90年代初，受美國股市、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大經濟背景的影響，藝術品拍賣業整體交易額嚴重下降，受此影響藝術品拍賣業整體收益也嚴重縮水。在1990年，蘇富比的利潤達到了1.55億美元，佳士得則為7600萬美元，但到1992之後蘇富比的利潤只有650萬美元，而佳士得的利潤則縮水至1120萬美元。經濟大勢並非拍賣公司能憑一己之力而能有所扭轉，但提高佣金未嘗不是在總成交額整體滑坡後贏得利潤的策略。 在共同目標的驅使下，蘇富比和佳士得這對原先的競爭對手一度聯合起來，1992年蘇富比宣佈提高向買方收取佣金，將5萬美元以下的拍品的買方佣金，從10%調漲為15%。緊接著佳士得在1995年調整其向賣方收取的佣金制度，從10%調為2%至20%不等，蘇富比也宣佈實施相同政策。在實施的6年中，兩家公司因調高拍賣佣金的策略而增加了4億美元的利潤。雖然後來令美國司法部門以“反托拉斯（反壟斷）法”介入調查，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提高佣金不僅讓兩家公司渡過了全球藝術市場艱難的調整期，同時也對拍賣行自身的良性運營有著明顯作用。 從2000年以來，一方面是拍賣公司的營運成本逐年高企，一方面是即便是在成交金額隨之抬升的背景下，佣金比例卻因拍賣公司間愈演愈烈的惡性競爭而反向降低，從而造成了拍賣公司實際利潤的增長緩慢。2000年之後，佳士得迫於外界壓力，對於拍賣佣金訂出了新的規定：8萬美元以下的物品，買方要付17.5%的佣金，8萬元以上仍維持10%的比例，而在賣方方面則反而把佣金降低了1%。但是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關於佣金的調整卻沒有跟進，只是將原來細分為200萬以下的拍品佣金比例為20%，200萬以上的拍賣佣金比例為17.5%，調整為400萬以下的拍品佣金比例而統一收取20%的佣金。 有業內人士表示，從目前來看，好的拍賣公司不僅不會放棄佣金收入，而且還應提高佣金收取比例。如果拍賣行實行佣金價格戰，業內會認為這家公司能力不夠，只能靠價格戰來搶生意。在撇除中國式拍賣的“捧場”和價格優勢外，嘉德與保利還能拿出什幺制勝法寶能在香港站穩腳跟，還尚在觀察中。但從目前所看，嘉德和保利在香港可能會風生水起，但難以翻江倒海。 |
